“致知”探微— 兼谈王阳明“致良知”说起源｜罗颢熹
前言
周九泉老师和笔者先后发表了针对“格物”为题的文章，所论及的儒者包括有东汉郑玄(号康成)、两宋的程颐(号伊川)、朱熹(号晦庵)、陆九渊(号象山)，至明代中叶的王艮(号心斋)为止。当然心斋的老师王守仁(号阳明)，乃至与阳明同时的罗钦顺(号整庵)、湛若水(号甘泉)和王廷相(号浚川)均对格物问题有所涉猎。可以说格物问题是明代中叶理学家甚为热衷的话题，因为如何诠译“格”、“物”二字，甚至“格物”一词，多少对他们所提倡的工夫论有所影响。
然而本文将从格物问题抽身，转往探讨《大学》里另一关键词“致知”，此词也是明代中叶以降的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阳明从此词衍化出其“致良知”说(或称“良知教”)。而“致良知”又是王学核心，王门诸子因各自对良知教的不同演绎而衍生分化，如：聂豹(号双江)与罗洪先(号念庵)的良知归寂说、王畿(号龙溪)与心斋的良知现成说、邹守益(号东廓)与欧阳德(号南野)的良知修证说(见注1)。不过我们首先回归到阳明以前的汉、唐、宋诸儒为《大学》所作之注，从而对“致知”有一初步了解。
汉唐宋儒之“致知”解读
康成既为《大学》作注之首人，故我们先从其《大学注》作切入点看。康成言：“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周九泉老师前文已述康成以“来”释“格”实有问题，可想以知，以“至”解“致”亦会有流弊，既生次序颠倒，亦生语意之迷，因为康成此解并无涉及“知”字的意思。及至初唐贞观年间，孔颖达奉诏修《五经正义》，当中的《礼记正义》大体仍采用康成的注，只是添上一句：“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其意不异于康成，只稍加强调学习。
在历经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儒学复兴，其领军人物李翱言：“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复性书》) 此说虽则有承袭康成处，却指出“致知”需要由心作明辨，不受外物牵引。李翱在此与南宋陆象山的看法可谓相似，象山的“心即理”所主张之工夫，即立一心不受事物牵引。
北宋名臣司马光有一篇《致知在格物论》，当中言：“人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物迫之，而旋至于莫之知；富贵汩其智，贫贱翳其心故也”、“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开始反对郑康成的格物注，提倡“格”乃抗衡外物之诱惑，从而使内心不受迷惑，达至致知，此说和王阳明可谓有相接之处。
不过接后理学大盛，两宋时候二程、朱熹的解释使“致知”变成与“格物”无异，融入“格物”中，令其失去独立地位，令其本意隐没于大海中。
王阳明“致良知”说起源
明朝开国后虽以程朱理学为官方认可学术，但不少学者如曹端(号月川)、薛瑄(号敬轩)、吴与弼(号康斋)均转向重视心性修养之工夫，无异为陈献章(号白沙)、王守仁(号阳明)、湛若水(号甘泉)的心学崛起奠基。
阳明既藉自己龙场悟道之经验去否定朱熹“格物”说，提倡“格心”(见注2)。他援引《孟子》的说法来支持自己“格心”的主张：
先生(即阳明)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传习录．上》)
他同时又提出其对“致知”见解：
(阳明)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同悌字)，见孺子入井自然知侧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传习录．上》)
阳明视“知”为“心之本体”，见外事即内发，不需从外(知识)求。他指出良知的出现若没有私心杂念，便是达至“致知”。但于常人言，没有私心杂念十分困难，需要下“致知格物之功”工夫克胜，以令良知从内流露于外，继而成《大学》所言的“诚意”。
不难发现这段《传习录》引文并无直言“致良知”一词，有不同学者均援引钱德洪(号绪山，浙中王门代表人物)所编的《王阳明年谱》作证：
“(正德十六年)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阳明)益言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即邹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绪山认为阳明在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才提出“致良知”的说法，但不代表阳明早年并无“致良知”的想法。而且黄宗羲(号梨洲)的《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一》言：“先生(指徐爱，《传习录．上》编者)记《传习》初卷，皆是南中所闻。其于‘致良知’之说，固未之知也。然《录》中有云：然《录》中有云：“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为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则三字之提，不始于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后，以此为宗旨耳。是故阳明之学，先生为得其真。”
可见“致良知”之说早于正德六年早已生有初型，正如日本阳明学者东正纯所说：“盖王子(指阳明)致良知之说，始于正德辛末(即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此录指属壬申(即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已足以知宗旨焉，但未为主张耳。”只是徐爱不幸英年早逝，不及亲闻师教，也就能解释为何有“致其知”与“致良知”二者之差异。
余论
本文只简单交代汉、唐、宋这三个经学或理学盛行时代下诸儒，以及王阳明早期讲学时对“致知”的诠释。有关阳明“致良知”、王门后学对良知教的演绎、其他明代大儒(整庵、甘泉、浚川、顾宪成、刘宗周) 对《大学》的诠释，可留待以后再作讨论。
参考书目
(明)王守仁撰，王晓昕译注：《传习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3月第1版)。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 ，(台北：三民书局，2012年10月三版) 。
陈来：《宋明理学》，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