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陈小瑜 潘希桥 李伟欣 李家伟 庄恭南 吴倬安 林景辉 彭毅诗 林剑 蒋钧乐 罗家晴
出版：更新： 平反六四的运动今年来到第29个年头。这些年来，无数人投身，又有无数人淡出这波澜壮阔的运动。时至今天，坚持初衷的人尚有多少？《香港01》采访了29名六四运动见证者，由他们说出一段记忆犹新的片段，透过众人记忆将历史在读者面前重新拼凑。从字里行间，我们也许可以寻觅当年涌上心头的情感，从中得到对六四的启迪。
1989年6月4日，我就读小二，镇压当晚与家人在家中看著电视新闻报道，家人都神情紧张且严肃，鸦雀无声；翌日上课，有同学带黑纱上课，更有老师在课堂上声泪俱下，当时虽然年幼，但已知道“something happen”－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梁鹏威摄） 1989年5月，香港学联和广州的同学发动“省港澳大游行”，游行过后我们在宾馆内歇息，一名大婶搭话问我们香港民情。许多年后我才得知，原来当年那位“大婶”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想透过我们收集情报。－前学联成员陈清华（右二） 六四发生时我正在港大读研究院，当时很多学生也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所以我和一些已从学生会“落庄”的前干事创办了刊物《燃点》，推动关注中国议题。当时我们没什么钱，向全校老师筹得近万元，我们坐鸡记Van仔，把刊物派给全港不同中学。－城大教授叶健民 六四那天有警察从我家载我到记者会。有不确定的消息指，5月尾突然多了好多可疑人来港，李柱铭提醒我们小心人身安全。7月我去美国公干，当局也安排了一个“秘书”随行，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全天候都紧随在侧。－立法会前议员李永达（梁鹏威摄） 我当年是学联秘书长，1989年5月中，我与成员上广州参与“省港澳大游行”，火车埋站时，有公安高呼：“谁是来自香港学联的同学，请留步！”当时我以为会被扣留，怎料原来公安是打算加入游行队伍。－前学联秘书长陶君行（左一） 11年前我仍在新城电台主持节目，其中有个与广东电台南粤之声联播的直播节目。六四那天，节目监制提醒我们不要提及“六四”二字，当时我想不知是该监制担心还是有最高指示，不过最终先提六四的却是那个监制。－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梁鹏威摄） 八九六四当晚，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血腥的一幕。当年我在民协主要负责内务，六四发生后，我便帮忙组织大大小小的游行和集会，声援内地同胞。当年支联会九龙西设有支部，我不时协助举办居民大会，出席的人挤满整个篮球场。－民协冯检基（右三） 六四那年我25岁，在英国修读法律硕士，选科时，我想为六四、为中国和香港做一点事，所以最终选择了比较宪法及人权法，写了一篇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的论文。可以说，20年来我的所思所想所教所学，其实都是源自八九六四那一夜。－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有一年，六四晚会下著滂沱大雨，当时我仍是支联会常委，站在台上与华叔（司徒华）等人全身湿透，“就连底裤都湿埋”。我们手持的蜡烛都已熄灭，但看著台下集会市民唱著民运歌曲，有些烛光仍然照亮著，看到这个情景，真的十分感动。 前立法会议员郑家富 六四发生时我是初中生，我和家人一直盯著电视新闻看，我记得有个记者在现场报道，后面已是连串枪声，我们隐约也能听到。那个记者报道时自己也哭出来了，当时我和家人一边看一边哭，那时香港人的感情和北京联系得很近。－立法会前议员刘小丽（罗君豪摄） 八九民运时，我在台湾一间企业当行政总裁，但5月20日和28日香港大规模集会声援北京民众，我两度专程回港参加，当时全港市民万众一心，爱国热情令人鼓舞。 2005年赵紫阳逝世，我专程到北京致祭，留下挽联“粉身碎骨浑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全国政协前委员刘梦熊（梁鹏威摄） 我大约05年左右开始参加六四活动，印象最深刻是2013年，集会时下起大雨，连音响都坏掉、烛光都熄灭、衫裤全湿。可是大家没有散场，很自然地起歌，唱自由花。我感觉到，大家来不是单单为了坐一坐，而是真的“有件事要做”。－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梁鹏威摄） 1989年我就读小六，透过电视直播目睹屠城画面，心里很难受。回校上课时，老师将平时用作播教育电视的电视机播放新闻，让我们留意事件的进展，印象中老师和学生都有哭。 六四事件可以说是我人生首次接触到的政治事件。－社民连主席吴文远（李泽彤摄） 八九民运期间，我在中大读研究院，我和一班教友起草一封信给赵紫阳总书记，要求北京政府和学生好好对话。其后不久我要到美国出席宣教活动，所以只能从电视直播看六四屠城经过，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少了一份与香港人的共同经历。－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梁鹏威摄） 人生第一次游行，就是89年5月20日声援天安门学生，当年我17岁。那天香港挂8号风球，妈妈怕有危险，我跟她“炒大镬”后才能出门。游行队伍中，见到好多受人尊敬、事业有成的中年人流下男儿泪，30年后的今日仍在触动我。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梁鹏威摄） 六四屠城后，四十多位香港记者滞留北京，有朋友来电找我帮手。期间有人表示，他们曾找过英国大使馆保护，可是大使馆竟只叫他们留下电话就算。6月5日下午有BBC记者访问我时，我只说了一件事：英国大使馆对待香港记者太不公平了。－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右） 80年代我从事纺织业，64发生时我在美国开会，当见到当地同事很激动，才知发生了大事。那个时期我因工作关系经常到内地，而我所接触到的都是好人，所以我当时想不明白，为何一片有这么多好人的土地上，竟然会发生文革、六四这种事情？－立法会前议员何秀兰（梁鹏威摄） 六四学运期间，我到北京声援，当年我36岁，仍在教书。我在5月19日戒严那天抵达北京；21日晚上，我们听到香港有一百万人游行声援学运，十分兴奋和感动，于是举著标语，绕著天安门奔跑，向广场上的学生送喜讯，那时我们不断跑，连有没有人因此落泪亦没有为意。－街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郑子峰摄） 六月三日凌晨，透过电视看到长安大街的画面，听到枪声有人被打中，有人推木头车擡受伤者。没想过会发生如此的事。当晚支联会不断开会，刚由北京回来的香港学生讲述，北京市民非常保护他们，要他们平安回来，将讯息带回港，告许大家到底发生了甚么事。－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 有一段颇长的时间，六四集会的人数跌得很厉害，只有4、5万人，我们开始担心承传的问题，直到2009年，出席集会的人突然多了许多，站满了整个维园，我看着面前黑压压、密麻麻的人头，心里很感动，原来我们这代人并不孤单，终于有人接棒。－前立法会议员单仲偕（罗君豪摄） 1989年六月，我当时回到校园就读教育文凭课程。六四事件发生后的首个上课天，许多学校都无法正常上课，改在礼堂举行集会，师生踊跃讨论对六四的感受，他们的情绪都十分激动，出席学生人数蜂拥，连礼堂也容纳不下，须搬走所有的桌椅，才能勉强坐下。－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 六四，悲剧只在一天，悼念如斯漫长，但港人的坚持，每年六四夜，站在台上，看万千烛光如海，高举悼念逝者时，那高贵不屈的情怀，可歌可泣，永志不忘。－ 前立法会议员张文光 1995年，我在新华戏院看六四纪录片，遇到当时港督彭定康的私人助理黎伟略，散场时和他谈了一会，明白到他和彭定康都颇关心中国和香港前途。当然以他的身份，他不可能说太多，我也没问太多，但从眼神和言谈之中，完全感受到英国对香港民主前景有多关注。－陶杰 1989年我就读大学三年级，那段时间大学生非常关注内地社会发生的事情。六四事件发生后，我留意到学生除了关注内地的情况外，亦关注东欧发生的剧变，波兰共产政权倒台，将双方作比较，不少年轻一代因而投入到民主运动当中。－公民党前立法会议员陈家洛（罗君豪摄） 六四发生之时，我在明报工作，当时新闻部内人人都十分紧张，同事们常常注视著当年仍然是黑白色的电视机，关注著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命运。 当时很多同事担心中国其他地方不知有学运在北京发生，于是每天都会把剪报，透过当时刚兴起的传真机，传真至中国各城市。－大律师吴霭仪 我对六四最难忘的画面，是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挡在坦克车前，坦克向右边走，他就向右移，坦克转向左边，他又向左移挡住坦克。当时Wilson（港督卫奕信）召集两局议员开会应对，他问我点搞，我答他：我点知点搞。－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 六四事情中，最难忘是李鹏说要戒严那天。那时我仍是一名记者，收到一通电话，便马上走到维园去。当时正刮狂风大雨，水深至脚跟，一去到四方八面都是人，大家即使有雨伞仍是全身湿透。当时内心激动，没想过会用镇压方式，心内已知不妙。－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梁鹏威摄） 六四期间，正身处北京饭店，关灯那一刻是最难忘的，当下的心情非常担心和惊慌，是否代表屠杀要开始？六月五日，被拉下机，心内想的是人生没有选择，只好顶硬上。落机后被放在房间等候，那刻感觉是不知道自己的生死。－支联会秘书李卓人（吴炜豪摄） 29年前，我协助逃亡出来的人，我跟他们只有一面之缘，当时见到他们的模样是很徬徨无助、落魄，一无所有，自己觉得十分心酸。去年开始，考虑到我已70多岁，且可能入狱，于是便展开探访之旅，其中一位探望的人是封从德，我见到他建立了事业，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充满朝气，我感到十分高兴和安慰。－支联会常委朱耀明。（张浩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