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泛民十五载协调路　民动郑宇硕：“尽做啦！”

民主动力2003年至今，合共八次协调较大型泛民选举。创办人兼首任召集人郑宇硕感叹，十五载协调路挑战多，今日成果得来不易，而是次泛民初选得以确定“311补选”代表，更是踏出一大步。泛民议会路收窄，但郑宇硕不感绝望，反而寄语一句：“尽做啦！”今次泛民初选造成的风波，再次暴露泛民之间协调困难，也许大家应重新思考，民主派未来应该怎样扩大团结的对象。

甫见郑宇硕，尽管他满面沧桑，仍笑容亲切，不失活力。他2015年退下火线，将协调泛民的重担交给年轻一代，如今只是民主动力的普通成员，但仍心系民主。例如是次补选风波，他努力游走于各方、参与斡旋，一如15年前的第二届区议会选举。那时，刚于2002年成立的民主动力初试啼声，协调民主党和民协开拓议席、减少撞区。

回想当年，“何俊仁和刘慧卿想我负责，咁我挨吓义气啦。揾我都好容易理解，民主运动中我年纪较大，辈分比较高，投入时间长，1970年代尾做香港观察社主席。而且（我）呢个人比较老，又唔会去选立会，又唔会做政党主席，咁就去做啦。”

当年乘着反廿三条及七一大游行之势，民主动力于2004年促成泛民200多名候选人签署“联合民主政纲”，以团结各派为区选造势。然而，临近选举前，甘乃威指摘联署候选人戴卓贤是“忽然民主”，又扬言若不把戴剔出名单，就会连同“中西区民主动力”成员退出联合名单。民主动力协调各方顾全大局，最后两人均留在名单中，并成功取得议席，而民主派合共有174人当选，与取得189席的建制派相当。

泛民党派缺权威制约

不过，像首场般的“顾全大局”，在往后的协调路上，已不可多见，因为泛民协调只靠道德及舆论规范，一旦候选人或政党退出，机制就失效，加上民主派内部的冲突，亦往往令协调受到挑战。例如2004年立法会选举，经过大半年协调得出的名单，曾被中大学者蔡子强批评过分高估泛民实力，更讽刺是，名单不消一天就因民协廖成利弃选九龙东而生变，最后泛民仅取18个直选议席。郑宇硕当时曾慨叹，民主派选举机器落后。至2010年“五区公投”，由于民主党主张与政府谈判，郑家富指摘其没有积极参与公投，与廿多名改革派退党自组新民主同盟；到2011年区议会选举，社民连因不满民主党支持政改方案，退出协调机制，人民力量更发起“票债票偿”，狙击民主党行动。

谈及民主动力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郑宇硕的言语中略带无力感。他直言，协调至今的成果得来不易，泛民亦的确曾团结不足，又缺乏核心政治人物的领导，甚至有部分派别，不认同泛民的基本信念，发起狙击民主派的意识形态之争等等，这已不是协调机制所能涵盖的范围。尽管如此，他仍希望泛民各党尽力而为，理性商议协调争取更多议席，至于要如何吸纳不同政治光谱，就要透过接触而互相了解。他举例，当初社民连由攻击民主党，到后期大家互相理解，甚至达成协议，作资讯交流等，这都显示泛民各党派推动民主的方向仍然一致。

说起协调的艰困，曾于2010年担任民主动力召集人、现任执委的蔡耀昌也指，协调最大困难在于每个政党，虽然均有委员会及执委会等核心组织，却没任何机制可约束这些组织，或领导各组织作一个共同决定，而每一次协调都是基于过往的基本共识作依据，即使有人不遵守，也毋须问责。虽然如此，蔡耀昌态度仍然乐观，他相信，民主动力并非完全被动，该机制运行了十多年，有一定的信誉，又得到泛民共识和市民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制约拒绝“坐低倾”的人。　　泛民协调目的是集中力量对抗建制，却一直事与愿违，即使有联合组织出现，也未能大幅扭转两级议会的劣势。以2007年区选为例，泛民组成“泛民区选同盟”，派出超过200人参选，将“撞区”数目由30个减至7个，但最终民主派仍是兵败如山倒，所得议席由2003年的174席锐减至109席，就连当时负责协调选举的蔡耀昌，也不敌新论坛的庞爱兰。

本土派崛起吸纳传统泛民票源

协调过程和战绩不似预期，某程度上是由于“龙头大佬”民主党萎缩，加上新兴民主党派及本土派崛起，吸纳传统泛民票源所致；因此，扩阔政治光谱是泛民协调的新方向。郑宇硕以2015年区议会选举为例，当时泛民曾与俗称“伞兵”的伞运组织成员协商，成功减少“撞区”数目至六个。蔡耀昌则认为，协调的目的是找出最具广泛认可的代表，民主动力可利用平台统合各派意见，和将他们纳入初选机制。不过，有人曾批评协调是为民主党服务，以增加其选举胜算，但郑宇硕否认此说，指参与协调的组织，在过程中也是平起平坐，均有一票否决权，加上“第一共识就是不挑战现任区议员，区选议席较少的小党有优先选区权利，民主党等大党在协调机制下没有优势”。

翻查民主动力的协调工作，区议会选举成绩似乎比立法会选举成功得多。郑宇硕解释，区议会是“单议席单票制”，不论候选人票数相差多少，都是胜者全取一个议席，但立法会是“比例代表制”，即按参选名单的得票比例分配比例相若的议席数目，故可能出现得票率与议席数目不成比例的情况；理论上，只要泛民各名单配票得宜，即使没有取得最多选票，也可取得议席。然而，要精准配票，又谈何容易？例如2004年立法会选举，即使泛民在港岛区获得逾20万票，远超建制派的14万票，但民建联蔡素玉仍以800多票些微之差击败排在余若薇名单第二位的何秀兰，取得议席。回想“甩辘”往事，郑宇硕笑言是泛民各党过于“礼让”所致；但其实当时，是源于“余何配”的钻石名单具强大吸票力，导致多个民调显示排在民主党杨森名单第二位的李柱铭有机会落败，民主党因而大打“告急牌”，何秀兰便与议席擦肩而过，当时郑宇硕曾批评，有政党动辄“告急”，打乱了整体部署。

须拓议会外力量支援

继后的立法会选举，仍然呈现泛民政党互相狙击、同区混战的乱象。例如2016年立法会选举，民主党尹兆坚、民协冯检基、街工黄润达等同一区出选，以致何君尧以数千票之差击败工党李卓人。港大法律学者、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的“雷动计划”，便是基于立法会议席投票制度制定“策略选民”，但最终效果不彰。

至于是次因“311补选”而衍生的泛民初选，也并非什么新鲜事，早在2007年期间，时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马力病逝，泛民为取得该补选议席，经协调后举行初选，最终由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胜出，代表泛民参选。与之不同是，现时政治局面已有重大转变，特区政府出击递夺议员议席，导致泛民抗争方式收窄，甚至要制订相应的替补方案。

港大社科院讲师丘梓勤指出，泛民议会抗争之路愈来愈难走，议政空间不断收缩，泛民要更大程度在公民社会和非政治层面，扩大社会自主性，例如在文化、宗教等专业层面、区内自发组织监督政府，增强社会上非建制派的力量，以支援现时的议会路线，以确立日后民主运动方向。虽然泛民议会路收窄，未来更难走，但郑宇硕不感绝望，反而寄语一句：“尽做啦！”

上文节录自第9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5日）《泛民十五载协调路逆难而上　民主动力郑宇硕：“尽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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