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胡嘉明：你在淘宝买买买，你的垃圾已踏上全球旅行丨董牧孜

无论垃圾回收的行为是多么绿色、环保和美好，垃圾本身都不会凭空消失。它们作为资本主义难以消化的剩余物质持续堆积、等待分解，或干脆焚烧——这些污秽之物不见得在本地消化，而往往转移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清理。垃圾，从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分工的物质结局。

“没写《废品生活》这本书之前，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垃圾最终被扔去哪里。”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胡嘉明教授如是说。过去几年间，她深入北京城郊的废品场，写下《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与张劼颖合著，2016）一书，审视垃圾如何有机地参与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城市化的过程中。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胡嘉明教授（董牧孜／摄）

胡嘉明跑田野的那段日子是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候，每天出门都晦暗一片。城市六环以外的农田在这期间变作一间间废品场；废品捡炼的过程中，很多污染落入水土。“六环之外的生活，对我震撼很大。我没想到我们的生活废品会和底层人民一起生活那么久时间，他们以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分解垃圾，再将其运到更偏远的制造厂加工。”胡嘉明对01哲学记者说。

近年，香港也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去年9月，内地收紧海外垃圾进口标准以来，一度出现回收商罢收纸皮，街头巷尾纸皮堆积的现象。2018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禁止进口海外24种形态的固体垃圾——不只香港，许多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的一大棘手问题即是垃圾出口受阻之后，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垃圾大潮”。

成千上百的人类孤儿在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堆积成山的数码垃圾之中捡拾；外来垃圾回收工在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小说《荒潮》的垃圾岛回收被人们丢弃的矽胶义体……在纪录片《塑料王国》、《垃圾围城》之中，在第三世界远郊、乃至香港的堆填区里，都显示出赛博朋克小说中经典的垃圾场景与意象，离现实非但不遥远，甚至相当写实。胡嘉明说，做完废品生活的田野调查，京郊垃圾场的景象就一直忘不掉了，与诺兰（Christopher Nolan）电影《星际启示录》（Interstellar）的末日荒土一同萦绕在脑海。

“电影一开头就把我们从完美的现代生活摔入了十八层地狱——世界气候大变，终日风暴，灰尘漫天，大家都在咳嗽。这个世界没得消费了，所有人成了农民，吃饭成了最大的需求。我常常想，香港什么时候也会变成这样？我跟儿子讲，你现在读这么多书或许根本没用，你可能将来就只是一个农民。”

京郊垃圾场的景象就一直忘不掉了，与诺兰（Christopher Nolan）电影《星际启示录》（Interstellar）的末日荒土一同萦绕在脑海。

垃圾最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从香港、中国到世界，要怎样看待全球垃圾即将展开的新旅程？绿色公民与疯狂消费者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资本主义世界之中（或之外）存在著另类的废品经济吗？身为港女的胡嘉明感慨道：“沉浸于消费世界，在香港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多买一件衣服、少买一件衣服，对于我想像未来的重要性是非常低的。若如思想界近年热衷谈论的‘人类世’概念所言，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足以成立一个新的地质时代。那么，反思人类世已成为当今生态研究乃至所有研究的急迫问题。”

绿色公民 vs 疯狂消费者

01哲学：香港是购物天堂，大量消费免不了大量弃置，2015年港人人均弃置废物量高达每日1.39公斤。垃圾的最终去向，是否引起了公众意识？

胡：香港空间虽小，却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高消费城市，垃圾制造量相当夸张。大多数人不知道垃圾去哪儿了。9月份，内地垃圾禁令导致香港废纸行业工人罢工时，这个问题一度进入过公众视野。其实香港人对这个问题往往不感兴趣，这当中有“背靠祖国”的无意识效应：垃圾当然是运到大陆去了；欧美的垃圾处理其实也是“背靠中国”。如今中国的垃圾进口禁令，令香港和欧美都要考虑自己本土的垃圾处理业，那种“五十年不变”的心态是有问题的。

01哲学：香港已经是一个消费生活高度成熟的地方，中国内地也正在迈入这一阶段。网购、外卖等新生活方式层出不穷。然而，每次双十一购物狂欢节过后，都会有垃圾堆积成山的新闻报导；而“中国外卖造就生态灾难”也日渐成为常见的说法。你怎么理解这些新生活方式？

胡：你说香港的消费模式很成熟，我想在今天怕是要过气了。在香港，我们需要在圣诞节促销、减价季抢购；而如今网购则无时无刻不在消费。大陆网购、淘宝、双十一所造就的一系列消费心态，恐怕是西方消费理论没有想像过的。网购不需要真正去一个地方看减价，也不需要服务员的推荐，这些环节都削减了。我们每天都在手机上刷淘宝，不买会觉得自己亏了，买了也可以退货。它甚至解决了城市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消费落差，以前小县城的人不可能跑去上海新天地那样时髦的地方去消费，如今在家里就能享受到所有的高档消费。而物流完全是一个新的体系了。快速高效的物流令垃圾快速生产出来，想像一下顺丰快递每一天要拿出多少箱子、塑料袋、胶带、发泡胶来做包装。对环境生态而言，网购肯定是一个噩梦。网购把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罪恶面向赤裸暴露出来。

报导：双11疯狂淘宝背后　过度包装酿生态灾难　淘一件货制逾20件垃圾（链接）

在七八十年代，欧洲、美国已经养成大卫·哈维所谓用完即弃的“丢弃文化”，这种“后现代的文化形式”已成为现代人的习惯和性格。网购的消费，是欧美七八十年代丢弃文化的升级版，还不只是升一级，完全是指数式增长。欧美如今也是网购风行，可是相比欧美，中国的人口基数太惊人了，大家都在秒杀，很疯狂。我们觉得网购很好，它在制造内需，宏观层面是经济救国。但你如何打破这种情况？你一方面说生态文明，一方面又沉醉于每分每秒都在消费的中国梦。当那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时，要如何摆脱这种人的常态？我认为这是当下最大的挑战，也是我最想要思考的问题。这一点对香港也是很好的警钟。

01哲学：以前我们强调“绿色公民”的垃圾分类和回收行动。然而，垃圾最终去了哪，才是垃圾全球旅程中的关键环节：一旦无法将垃圾出口到别国，我们津津乐道的分类回收环保就可能沦为一种无用的举动。

胡：中国针对洋垃圾进口的禁令，就像一个巨大的闹钟，把西方社会的绿色公民叫醒了。这是很恐怖的闹钟，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闹钟。在欧美很多国家、在日本和台湾，绿色公民（green citizen）的回收公民性已经普及。我在NGO的朋友说，如今香港的“低端”纸皮不再被回收，许多公司只收一些高品质的废纸和塑料，这意味著我们从前的家居垃圾分类有一部分失效了。

废品回收所涉及的公民性与阶级有关：当中产阶级嘲笑其他人没有回收的好习惯时，或许他们也在大量制造垃圾；穷人是不需要回收的，因为他们消费量原本就少。不过，即便垃圾分类回收是相当中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其实也并不流行于香港和大陆多数城市公民的生活习惯当中，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01哲学：除了垃圾分类、绿色回收，中产阶级还能做些什么？

胡：既要做“绿色公民”，也要学做“断舍离”的公民——尽管“断舍离”可能不是一个好词。前几天我在北京逛商场，那里人山人海，同香港的新城市广场几乎没有区别——中国正在赶一班“高消费”的列车，而“绿色公民”的列车还在后面，中国还没等到这趟列车。所谓中产阶级，或者说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普通人，我们都要开始控制自己、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不用提倡一种僧侣式的生活——我们也无法再回到那种阶段，我们还是要吃饭、工作、旅行、开会，但我们需要再多一点反思。

本地垃圾的全球之旅

01哲学：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头号的“洋垃圾”进口国，直至今年执行洋垃圾进口禁令。内地报导禁进洋垃圾的态度，多是欢呼“中国崛起后终于可以向洋垃圾say no了”，但较少将其与当下令人忧心的新消费模式联系起来。洋垃圾禁令真的能带来乐观的反思效应吗？

胡：你问这种欢呼能否构成对国内消费主义的闹钟？当然我也有所怀疑。内地有关禁进“洋垃圾”的主流回应相当有民族主义色彩。然而，这个问题无法简化为“中国崛起，所以我们可以向洋垃圾say no”。我的态度也并非从乐观到悲观，我乐观的是洋垃圾禁令很正确，是中央需要很大决心才能做出。这个决定牺牲掉了很多产业链，伤害很多地方利益，中国很多城镇、乡村经济是靠处理洋垃圾来运行，而洋垃圾一旦停止大量输入，很多家庭的营生饭碗就没有了。然而，中国选择以“青山绿水怎么办”为首要，宁愿再看如何处理民生问题，这一点值得敬佩。作为全球重要的利益持份者，中国如果能因为自己的青山绿水，进而想到国外的青山绿水，这将造就巨大的不同。这个举动具备很多可能性。

然而，如果洋垃圾禁令未能令我们反思高消费行为，那它可能无法从根源处理问题。我希望洋垃圾禁令不仅是对欧美绿色公民的闹钟，也是对中国本土高消费人群的闹钟。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人执意追赶欧美“绿色公民”那趟列车的话，那么中国公民恐怕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把垃圾出口到非洲，或者比中国更穷的东南亚、南美国家。

01哲学：中国早年积极进口“洋垃圾”，有“进口废旧物资”和“变废为宝”的美名；而进口的垃圾，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转型。尽管我们今天认为这一举动令环境受到创伤，但对发展有促进意义。你怎样理解垃圾与发展的关系？

胡：没错，中国的洋垃圾进口，非常完美地嵌入到中国过去三四十年来“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的发展模式当中——也就是秦晖所说的“三低”模式。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亚当·明特（Adam Minter）在《废物星球：从中国到世界的天价垃圾贸易之旅》（Junkyard Planet: Travels in the Billion-Dollar Trash Trade，2013，台译《一吨垃圾值多少钱》）一书中提到，国外圣诞树上缠绕的灯带被回收到中国，连做灯带的塑料都要剥出来再利用。你知道做什么吗？那些塑料灯带被做成一次性拖鞋的塑料底——就是商务酒店提供的那种一次性拖鞋。

胡：对，一次性拖鞋不需要很高品质的塑料。迄今为止，“洋垃圾”为中国城市创造了很多便宜、有品质的生活用品。这过程挽救了很多天然资源，发挥了垃圾变废为宝的潜能。然而不要忘记，它背后依靠的是一种高消费模式。香港东涌的outlet，资本主义每个季度的时尚剩余品聚集于此，这种剩余品作为减价货品，让我们用一半、甚至十分之一的价钱买到某大牌三年前出的外套。然而，你知道这种多余货品的存在，不会让大品牌生产得更少。而很多变废为宝制造的廉价产品你可能也根本不会使用，最终仍要扔掉。

环保工业是不是能合理化高消费模式？我觉得应该是不能。尤其要反思，当我们享受洋垃圾为制造业提供的原材料、及其制造的低成本用品时，它也带来了很多我们自以为没有付出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工人们剥离塑料、焚烧废物的健康成本没有被计算在内；全球垃圾旅行的污染成本，我们是没有计算的。洋垃圾真的已经对中国原本就非常紧张的国土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中国本身的资源也快要耗尽，已经在消耗别国资源了。

在资本主义世界，存在另类的废品经济吗？

01哲学：垃圾问题，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胡：所有生态研究，最后都不得不拷问根本性的制度问题：资本主义在制度上安排我们的所有——信仰、生活、行为。但是如何触碰，又很困难。

01哲学：废品经济的可能性在哪里？有没有非资本主义的废品方案？

胡：我不觉得以前有过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废品经济，废品经济不可能是另类的，它永远嵌入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它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环，服务于资本主义不断的生产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运行极佳的环节——尽管漏洞百出。

01哲学：我指的另类，是针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比如社会主义）下的废品回收机制想像。比如你书中提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废品回收，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整个工业制造的循环之中，不为消费而生产——尽管这与当年物资匮乏的现实有关。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废品经济的世界分工问题。相比发达国家将废品倾倒至发展中国家此类看似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有没有更良性的选择？

胡：我不会用“不负责任”此类语言描述几十年前欧美国家的废品抛弃行为，因为“洋垃圾”送到中国并非单纯的抛弃，而是整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下的一种经济行为。参考Adam Minter的说法，为什么欧美垃圾不丢弃到非洲呢？因为他们的货船要回到中国。中国向世界输出很多便宜的货品，比如iphone、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由一只只货船运到欧美国家，所有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这些货柜要空著回去吗？垃圾运回到中国，这是一个完整的经济链条——这些垃圾本来可能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70年代末以来中国跃进式的经济起飞至今，中国人民的收入提升都受惠于这种贸易逆差。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特朗普能崛起，因为美国人困惑为什么所有产业都跑到了中国。我们其实身处一个循环之中。全球资本主义考虑到环境成本，通常把垃圾扔到更穷的地方，只是穷国处理垃圾所要付出的环境成本更高。

01哲学：有哪些理论资源启发你从人类层面重新反思生态问题？

胡：我推荐《在人类世学习死亡：反思文明的终结》（Learning to Die in the Anthropocene: 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a Civilization, Roy Scranton）这本书。回到一个哲学问题，也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人了。昔日的西方理论大佬依赖启蒙话语，透过人的理性探寻更好的国家、民主和制度。然而，这种西方哲学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理性或代议政治的民主方式无法解决我们面对的生态危机。对于学者而言，什么是研究？我们的研究用来干什么？我们都要思考之后的研究该如何跟整个人类世去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