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地下铁事件》的文学政治（上）丨思兼
村上春树作品在华语区的流传，很受几个流行描述影响。“小确幸”乃是当中最如影随形的标签。此词语出自他与安西水丸合著的散文集《寻找漩涡猫的方法》。“小确幸”是略译，意思应为“微小而确实具体的幸福”。结合他举的例：“小确幸”相对于大挑战，像是“坚持激烈运动过后，喝一口冰冷啤酒”的感觉——它是某种坚持之后的自我欣赏。然而随著词语逐渐传播，“小确幸”演变成与“穷风流”几乎等义，跟消费主义合流成为新的生活美学。此外，他在作品中流露他对古典音乐的认识，亦使他与这种生活美学非常亲和。
村上春树与安西水丸合著的散文集《寻找漩涡猫的方法》（日文版）。
前阵子中国作家阎连科也在他的公开课中，指出村上文学是“苦咖啡文学”。苦咖啡文学指的是这些文学和“苦咖啡一样，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有朋友说阎这番话乃是曲笔，实另有所指。我认为，曲笔与否并不重要，也不是要质疑他背后所追求的文学价值。文学流传本身就是社会现象。阎的评论除了反映“文学在不同地方自有其生命轨迹”，也反映华语区诠释村上春树多停留在他早期“抽离”的写作位置，把他的“抽离”看成是一种个人主义。
村上春树的文学政治：从“抽离”到“联系”
若要讨论村上春树的文学政治，先要从他在八十年代的动态开始说起。村上春树赴欧美前，一直离群索居地写作。即使屡获文学奖，他仍尝试要避开社会、团体以及各种规制。他在一九八六年离开日本前往欧洲，又在一九九一年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客席讲师。旅居海外的他，原本离群索居、逃避建制的欲望变成了生存状态，反倒令他重新留意与别人的连结。
村上春树在多事的一九九五年年中回国。该年一月，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两个月之后，奥姆真理教于东京地铁策动沙林毒气袭击，造成十三人死亡，逾六千人受伤。虽然前者为天灾，后者为人祸，本质并不相同；但村上深信：“奥姆真理教的导师麻原彰晃为阪神大地震所鼓舞，坚信现在正是撼动或顺利颠覆日本国家根基的大好时机（或者被那种妄想所驱使）而策划了地铁沙林毒气攻击事件，于是两者之间具有无可争议的因果关系。”
一九九六年初出版的对谈集《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记载著他对这两件事的初步看法，也是评论他文学政治的重要线索。文中介绍的评论家，不少都以这书作为重要的立论线索。对谈中他向河合坦言自己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他说自己从“抽离”（Detach）到“联系”（Commit）【注1】。联系并不是指“已经明白大家的说话了，不如我们手拖手吧”，而是指“从井口不断挖下去，穿过不可能穿越的墙去与人联系。”换句话说，他追求的并非精英走入人群带领，而是深入隐藏的族群并认识了解他们。接下来的两年，他的确如自己所述，先后创作三本著作：关注沙林毒气受害者的报导文学《地下铁事件》，访问奥姆真理教教众的报导文学《约束的场所：地下铁事件II》，以及有关阪神大地震的短篇小说《神的孩子全跳舞》。
《地下铁事件》：奥姆真理教和心中的“物语”
在《地下铁事件》中，村上春树提及他关注奥姆真理教的两大动机。
第一、奥姆真理教教众他们所需要的“故事”是怎样的？如果包围世界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正如李欧塔所言般崩坏，是否代表我们并不需要故事？村上春树否定这个说法，他说“人失去自我，就是失去自我这个一贯的物语。但是没有物语，就无法长久活下去。这种‘物语’超越局限人类的伦理性制度（或制度化伦理），是能够让你和他者得到共时体验的重要钥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物语和整体历史叙事的关系：在奥姆真理教体现了消费主义所暗隐的个人化物语消费。他以“奥姆的物语”为例，这些如传说或儿童文学的“简单”物语反而更容易建立到自我身份。多元复杂的故事，又或者渐趋专门化的复杂小说反而无法让人找到准确的自我定位，建立与他人的共时经验。
他将奥姆真理教教众与美国“大学炸弹客”卡辛斯基【注2】类比：他们都希望脱离现时体制以求自主。卡辛斯基是个激进的卢德主义者【注3】：他隐居数年。他以拒绝现代性、工业化作为保卫人类自主的策略。后来隐居地附近生态环境被地产项目破坏。他发现隐居无法求存，后渐趋激进，十八年间策划十七起针对高技术人员的炸弹袭击，以求解放。他认为奥姆真理教轨迹相似，教众选择被新宗教叙事圈养，自绝于社会；后来从麻原彰晃身上领受“物语”，以封闭宗教中塑造的“自立”来达至解放。
村上春树针对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沙林毒气事件”，写出了《地下铁事件I》和《约束的场所》两本书，分别访问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说法。
面对大叙事崩解的世代，通常有两个倾向：物理上的隔离（离群索居）与心灵上的隔离（激进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心灵上的隔离亦即奥姆真理教和“大学炸弹客”两个事例。村上特地提起自己小说家的身分，他指出时代拿不出有效的“物语”足以驱逐麻原彰晃的“物语”。
第二，奥姆真理教以及地铁袭击的“地下性”。这种“地下性”令村上想起自己在《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的地下生态——如在地铁线下生活的“黑鬼”，与人类世界共时地生活著。“黑鬼”这比喻暗示著人与人之间生活经验的不同已经足够大，成为像平行世界般的陌生。虽然象征“地下性”的井，在他笔下屡次出现；但这里说明他自觉“地下性”／不可视本身的政治性。村上春树的作品一直不乏这种异境书写，但对不可视的自觉，跟前期具有神话色彩的异境书写（如《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整条“世界末日”故事线）并不一样：他们实存于世间，会介入地上人的世界，也并不是我们如以往视而不见就会解决。
村上春树的看法启发我们去思考这种小团体、甚至孤狼式恐怖袭击背后的时代意义。他们不仅仅是某几个心理变态的人物，也未必是某个种族的问题；这反而是这些物语在后现代生存状态都无法令人安心的焦虑表征。其他日本评论家会怎么看村上春树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呢？下部会介绍两本重要的书，以资讨论。
注释
注1：和制英语コミットする（to commit）亦有积极与人交往、与人熟络的意思。有别于英文多用于公事，日文用此词时多涉及为他人奉献、与他人的誓言等需要努力维系的关系。村上春树在此书用到的这对反义词，强调与人连结、牵系的有无。
注2：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1942年于芝加哥出生。十岁时测得智商达167，十六岁时破格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取录，二十岁完成博士学位。他外号为“大学炸弹客”。他在1978年至1995年间，不断邮寄炸弹给大学教授、大型企业主管以及航空公司。1995年他以“不再策划连环爆炸案”为条件，要求纽约时报，以及华盛顿邮报全文刊登他的论文《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文中阐述了他的犯案动机：力陈工业文明会令人丧失自由，所以他针对高技术人才策动袭击，以科技倒退的形式达成人类解放。
注3：卢德主义者（Luddite）最初指十九世纪英国民间反对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者；后来此语指反对新科技对人的宰制，并以破坏工具作为解放人类之手段的人。
参考资料
村上春树（1994），《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时报出版
村上春树（2002），《地下铁事件》，时报出版
村上春树（2004），《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时报出版
刘研（2016），《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村上春树论》，商务印书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