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专访】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四位律师四种忧思（上）
每年1月第二个星期一，香港都会举行盛大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急速变化，这沿袭英国法制的传统仪式仍备受重视。在法律界人士心中，这典礼是普通法系地区的象征，而普通法对他们而言，已不只是法律制度，更是本港“法治”的代名词，也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在意识形态对立的当下，典礼对各取所需的论者而言，别有一番意味。
今年1月8日，又一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一如既往，当日下午5时，中环爱丁堡广场奏起婉转轻柔的苏格兰音乐。香港警察风笛队负责打头阵，他们身穿白色制服、配上红色格仔裤、头戴蓝色贝雷帽，帽上竖着一根绣有警队徽号的蓝色小旗杆。待警察仪仗队排列整齐，身披礼袍、头戴马毛假发的现任法官和资深大律师，依次走进广场。随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检阅仪仗队，由手举佩剑的仪仗队长开道，而肩扛权杖的典礼官则紧随其后。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回归之前，那权杖的顶端是象征英国皇室权力的皇冠，如今已换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徽了。
检阅过后，仪仗队退场，司法人员循序进入中环大会堂。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时任大律师公会主席林定国，以及律师会会长苏绍聪等四名法律界代表，依次以英文就本港司法制度发表演说。在“一地两检”引发中港法系争论不休的气氛下，以往不时提及“普通法”的马道立，今年在致辞中九度谈及该法系，似乎为坚持以普通法理解《基本法》的法律界精英，注入一支“强心针”。
石永泰
“英国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在西敏寺进行，那是一个宗教仪式，不像香港有政法界人士去进行一些涉及时事的演讲。”大律师公会前主席石永泰，一语道出香港典礼的独特性。
“你要法治，我给你法治”
典礼本被称作“Opening of the Assizes（巡回法庭开启典礼）”，但“巡回法庭”制度自1972年被废除，故典礼于1973年停办，直到1980年后，再以“Opening of the Legal Year（法律年度开启典礼）”重新走进大众视线。当时的首席按察司（即首席大法官）罗弼时爵士，曾表示举行开启典礼的原因，其一是为加深市民对司法制度及法庭工作的了解。石永泰一边翻着罗弼时1980年开启典礼的讲辞，一边向记者解释：“大家会预期（四位代表）每年说的不尽相同，他们见到那年发生什么事、有什么值得讨论，便会针对性地去讲。”
典礼过后，传媒纷纷报道法律界四大巨头的讲辞，有时个别传媒更会形容“谁掴了谁一巴”，石永泰对这种报道一笑置之：“我不会讲典礼是想宣扬什么，这因人而异。同一个组织，不同主席的着墨点也有不同，因此我不会将它提升为宣扬法律精神的场合，根本去不到这地步。”他认为，在英治香港，大家不需要向同声同气的人自我赞美，但当香港政治体系失衡，即行政与立法均被视为缺乏认受性及公信力时，人们将视司法为三权之中剩余可被仰赖的支柱，进而用一些与法治精神有关的概念去支持自己。
“大家不能用政治语言说服（民众），便开始打法治牌，于是大家会觉得——不妨趁开启典礼，看看法律界巨头对法治概念有何看法。然后说：‘看！他也是这样说的。’”在石永泰看来，法治逐渐成为不同政治势力抢滩的领域，政治持份者对法治精神各取所需，藉争夺法治话语权为自身论述充权，这导致开启典礼的意义，远超传统。
中港差异 远超法制之别
近年多次就司法独立、人大释法等议题批评政府的石永泰，在2013至2015年间连任大律师公会主席，曾两度在典礼台上发表对法治的理解：2014年他谈法援及法律原则，翌年他说法治不亚于守法。两者均离不开法治的真义，他语重心长说：“上台说话不能太白，我已说得较含蓄。两年所带出的共通点是：香港所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及法治精神，与内地那一套不同。”
石永泰瞪大双眼解释，香港与内地之差异，远远超过普通法与大陆法之别，大陆法的基本原则如司法独立、权利保障等，实质与普通法制度殊途同归，但重点是，香港长期处于西方法律传统下，所信奉那一套的法治精神与内地所信奉的截然不同，根本不像行使普通法的英国看行使大陆法的法国那么简单：“（英国）遗留下来的法治精神，强调权利保障、程序公义那一套，而内地的法治精神，我不理你是什么制度，它强调强权、服从、限制等，这些都超越了两种法制的差异。”港人对“人大释法”的负面观感，或许是最好的明证。
每套法律制度均是建基于一系列信念和价值之上。制度以内，普通法限制公权，保障公民权利；制度以外，普通法逐渐内化成港人思想，法治精神并非单指依法行事，更需要在司法制度每一环节体现出来。
许多港人念兹在兹的法治概念如权利保障及程序公义，本跟英国文化同气连枝，成为这座城市的共识。“一国两制”实行20年，就《基本法》的不少政治及法律争拗逐渐浮面，以往的共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动摇，两种声音的博弈，司法界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
任建峰
“在大多数被视为制度成熟的普通法地区，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很少会是什么大新闻……为何香港媒体、公众会对法律年度开启那么认真、那么重视？”本月初卸任“法政汇思”召集人的执业律师任建峰，在报章评论写道，许多普通法地区的典礼仪式宗教味浓，在教堂举行祈祷会及读经，及后有聚餐或研讨会；“反观在香港，尽管当天早上有（法律年度开启）祈祷礼仪举行，但正式典礼并无太大宗教色彩。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通法传统，所以香港一直维持着。”
对法治动摇 要提醒“你阿妈是女人”
任建峰虽从未出席典礼，但有感传媒对典礼的重视与日俱增，除了基于港人推崇专业精英，还因为连串政治事件，导致港人对人权、法治及司法独立的隐忧，“当大家对法治信心有所动摇，你便越需要每年有同一班人穿着同一套礼服，由他们提醒‘你阿妈是女人’——香港有法治，就是这样。”他形容，那些传统礼服，某程度上都让大众认为是制度的延续。
记者在慧科搜寻有关开启典礼当天及翌日报道，发现报道由2014年的54篇，增加至2015年的202篇，本年度更是多达442篇。有人会说，报道增加是因为近年新媒体如雨后春笋涌现，而典礼仅止于传统及象征式，未有实际用途，但任建峰认为，有些事是不能骗人的：“大家尝试透过仪式及每年听到‘你阿妈是女人’，是可以安慰及提醒自己这些事（法治）仍在。”现实不外乎观感，在大众眼中，只要司法界不时将法治挂在嘴边，香港就是有法治，若有人尝试无视或淡化，法治或会面临消失于无形的风险，“典礼是象征意义居多，但那意义不能被忽略。”
只看结果 不可衡量法治
港人有多看重法治？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2015年进行香港核心价值调查，732位受访市民当中，有23.9%视法治为最重要价值。谈起法治，港人奉为圭臬，但对当中的法律原则要素及特点，却未必有正确的理解，近年更动辄就疾呼“香港法治已死”。
社运人士接连锒铛入狱，坊间不少人认为司法不公、法治不彰、法治为政治服务，任建峰慨叹：“他们觉得是法官的问题，但许多案件去到法官身上已米已成炊，例如‘人大释法’，他们还可以怎样呢？”
任以“DQ4”为例解释指，即使司法独立、法官所用的原则并无任何政治元素，但当有了“人大释法”，法官便要跟随，“若果法官是火车，但他们的路轨被他人铺了，那他能够有多专业、无任何悬念及杂念去判案？所以单靠司法独立，不足够实践法治。”
马道立在本年度法律开启典礼致辞时，指有人将个人对法律程序结果的期望，与司法体系是否公正或相关法官是否正直联系起来，强调评论不论褒贬，也应有理可据。任建峰深表认同：“传媒将‘香港行普通法’这一点放到很大，虽然这也很重要，但他也说出很重要的事——如果大家要对法院工作判决有评论，麻烦大家先看清楚判词。”
任建峰解释，普通法也重视判例，即以上级法院法官的判案逐步建立法律原则，“因此某程度上，我们对法院的判决看得比较重。”当社会脉搏起变化，每当法官判案，所运用的理据及当中蕴涵的原则在不断累积下，日渐成为法律原则。普通法的可预见性，令大众重视判决，甚至在心中划下规范底线，而其演变及弹性，也说明它并非一本一成不变的死书。
本文原载于1月22日出版第96期《香港01》周报A12、A13版，相关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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