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台湾导演侯季然：“文青”的标签，我避之唯恐不及
编按：
【标签人物】没错，现今在文艺或学术界打滚，总免不了被打上一两个瞩目的“标签”。“标签”的存在，实在方便可人，仿佛只要借助一两个名词或形容词，就可掌握素未谋面者的大概面貌；“标签”同时又是时代的表征，直接呈现了当下青年潮流的动脉。今天请到的是台湾导演侯季然，他的纪录片以“文青风味”著称，然而……
阳光和煦的下午最适合慵懒漫谈。侯季然谈话的语调，让人轻易便联想到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里面那些轻柔舒适的镜头。这位生长于台北的导演，或许香港观众对他会略感陌生，然而他的新作——台湾民歌纪录片《四十年》在港台电影节中广获好评，《书店里的影像诗》更可称得上是开创了全新的“台湾印象”；喜爱台湾文化与电影的读者，必定不能错过这位精于诗意叙述与怀旧情调的年轻导演。
要描述侯季然的电影作品的特色，大概不可离开“时间”与“时代”二字，从成名作《有一天》到纪录片新作《四十年》，导演持续而婉约地询问著二者的关系。因著对时间的细腻观察与体悟，侯季然的电影作品常常被报导打上“文青必看”、“小确幸”的标签。然而，他对这种标签的反应，竟然是“避之唯恐不及”……
Q：01哲学
A：侯季然（下称侯）
01哲学：你的剧情片往往用恋爱中的男女关系去讨论时间。例如《有一天》感觉是在预言与回溯的两个时间方向当中，寻找一点两个方向得以相遇的位置；《南方小羊牧场》也有呈现相似的时间经验。你是怎么看待和处理“时间”？用影像去触碰“时间”有什么优势？
侯：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时间是一样不能回复的东西；而事物因为不能回复，反而变得更美，那变成了纯粹个人感受的回响。简单来说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加上时间的因素，就会变得比较“可口”。
我比较偏好将时间的参照点放进故事的叙述里，有比较多时间的映照或对比。置身事情当下的时刻，我们的感情比较直观与单一；但若果加上时间的参照点之后，事情会变得比较复杂，会因为某些相似点或对比，由一件事联想到另一个事情。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比较有厚度了——所谓的“快乐”与“悲伤”变得不再单纯，其中会渗杂了更复杂的情感。
我们常常说张爱玲笔下的“参差的对照”，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东西“很美”，是应为它是沧桑、有厚度的。咖啡红要比一个纯净的大红色来得更有趣味与深度，更耐人寻味。一个不是那么红的红，配上一个不是那么绿的绿，那就是“参差的对照”。
电影本身就是一个跟时间相关的创作媒介，它很适合用来描述时间。拍摄的过程其实是相当拟真地留下了那段时间，更完整地把时间保留下来。电影能够无论在观看还是拍摄的过程，只需要很简单的方法，就能让时间在其中重叠，产生化学作用。电影也是一种最直观的艺术创作形式，观众可以直接地感受到拍摄事物的完整性，比较少被割裂。这种体验是文字、绘画、音乐等媒介所无法具有的，——文字流于抽象，声音的包覆性不够全面。而看电影就像能直接看到时间的流动。
（《四十年》记录了台湾民歌历史中的代表人物如陶晓清、杨弦、木吉他合唱团、李宗盛等的现况，还原“传奇”标签下，歌手们真实的生活质感。）
01哲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代表的时代精神或社区经验。你的纪录片很能捕捉一些细微经验，例如书店、民歌、台湾黑电影。为什么对这些题材特别有兴趣？又为什么选择记录片而非剧情片的形式去再现这种时代经验？？
侯：“时代”就是集体的时间吧。因为某个时间有一些共通性，可能透过文化、政治或商业，让处于同一个时间的人有了相同的记忆参照点；之后只要说起这个参照点，大家都能想到那个时间。那个东西对我而言，就叫做“时代”。
时代包含了许多人的时间，我觉得这非常迷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人跟人之间的共鸣其实还是很偶然的，时代就像是预设的共鸣点；但在这个预设的共鸣点上，每个人发出的声响又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迷人的地方。例如我们现在谈论时代，会喜欢用以前流行的一首歌、一个广告、一次社会事件、一次很特别的天气作代表，每个人又会以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触碰这个共鸣点，中间又会有分歧甚多的地方，所以他有某种戏剧性在里面——每个人在特定的位置交集、相遇，但是每个人又是那么的不同。我们讲故事，特别喜欢在这个共同点上出发。例如爱情故事，是两个人突然有了一个共同点；或者是恐怖故事，很多人在同一个空间感应到了什么。故事的发生，就是在共同点中看到了相异之处；如果没有共同点，就无法看到交杂之物的秩序。就是说，共同点是最容易在故事中产生秩序的东西。
01哲学：你觉得纪录片中的“时间”与剧情片中的“时间”有什么分别？
侯：我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那都是电影的时间。 大家定义二者的区别时，大概是以当中的素材真实与否作为参照。也许因为纪录片的素材是真实的，因此在现实的层面上它与观众产生关联。剧情片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与你完全割裂的、另外地方的东西。
“时代”就是集体的时间吧。因为某个时间有一些共通性，可能透过文化、政治或商业，让处于同一个时间的人有了相同的记忆参照点；之后只要说起这个参照点，大家都能想到那个时间。那个东西对我而言，就叫做“时代”。（电影《四十年》剧照）
01哲学：纪录片《四十年》让那些民歌的标志人物回归生活，并列他们的访谈片段；《书店里的影像诗》让那些社区知名的独立书店背后的主人得以现身。透过如此的安排，你最想捕捉怎样的内容？
侯：我们说故事的时候，特别容易用“简化”的方式去得出某个所谓的“意义”。但是对我而言，“简化”是一件越来越难以忍受的事情，所以我尽量完整地呈现每一个人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本身，得到自己说话的机会。
我希望我的电影，可能是从一个标签出发，但却是一个解除、还原标签的过程。所以我用更多的篇幅，去描绘不同人各自的生活轨迹，并且特别留神，避免过分简化。像我刚才说过，很多叙事的开始是因为时间的共同点。在《民歌四十年》里面，这个共同点可能是四十周年；书店的话，可能那是一个共同性质的地点。但要说一个故事，对我而言最有趣的，是把它的特殊性表现出来。像《四十年》里，民歌这个共同性当中，每个人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不希望用一个共同的、可能是一个形容词或名词的标签，去框住所有出现在我电影里面的人物。
01哲学：你会担心这些记录“时代经典”或“时代印记”的影片，变成只是某种消逝之物的遗迹吗？
侯：也没有说担心啦。我认为很多东西的消逝是必然的。就像书这个载体，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后，必然面临消失的命运，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我们这代人是由书喂养长大的，所以才为之可惜，因此想写一篇文章或拍一部影片告诉年轻一代，阅读实体书、去书店其实是一种美好的经验，希望你也可以试试看。但我心里面也很清楚，那可能无法抵抗整个时代的向前。
与其说担心，不如说是可惜，但又不会觉得绝望。在我的信念当中，相信文明就是会不断向前滚动，科技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样貌，就像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回到没有电力的日子，或是回去听黑胶音乐——这是不可逆的，美好的时代消逝了。但是美好时代的消逝，不代表美好就消逝了，它可能只是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现在这代人是网络原生代，他们从出生的时候就有电脑、手机了，我相信这代人也有属于他们从生活而来的美好与独特美学。以前依赖文字的时代，我们有《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但是以后的时代也会有伟大的作品，只是它们来自于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
01哲学：许多报导为你贴上了“文青导演”、“文青必看”的标签。你怎么看待这个定位？又如何定位自己的观众群体？换句话说，你觉得“文青”具备哪些特点？
“文青”这个标签，你要问我的话，现在是避之唯恐不及。我的意思是，当今时代下，“文青”变成跟“政客”、“杀人犯”相似，变成了我们语言种姓制度中的最底层了。所以大家现在说“文青”，我都以为是在骂我。这个时代是一个“不耐烦”的时代，其中有很多原因，可能是他们对现实不满，或是对虚伪的东西的反弹，或者是对缓慢的不耐。所以现在的人特别不能忍受装模作样，而“文青”常常被认为是装模作样与虚假的代表，是一个酸人的形容词。
要是完整地还原“文青”，意思大概是“读文学的青年”或“喜爱文学的青年”。这非常值得探究——为什么“喜爱文学的青年”在现在会变成一个骂人的字眼？问题是出在“文学”还是出在“青年”，还是出在其他地方呢？会不会是说，文学是一种让人不耐的东西呢？简单来说，在现在这个快速美学的时代，对缓慢的不耐是可想而知的。可能“文青”代表了一种比较缓慢、比较多想像甚至是空想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现代而言，是相当无法忍受的。
我希望我的电影，可能是从一个标签出发，但却是一个解除、还原标签的过程。所以我用更多的篇幅，去描绘不同人各自的生活轨迹，并且特别留神，避免过分简化。（资料图片）
01哲学：“文青”已经变成商业化标签，是否也加剧了“文青”的这种恶名？
侯：商业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商业化把事情简化了，把它变成可以被复制与重复的行为。把“喜爱文学的青年”的形象作为商业手段来挪用，加速了这个形象的崩坏。“喜爱文学的青年”是一个会被更严格检验的东西——你喜欢什么样的书？你喜欢的是谁写的文学？你真的是青年，而不是中年、小孩吗？或许根本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自己能够通过“真假文青”的检验。当商业化将“文青”塑造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时，这个检验显而易见地，非常容易被打破。
（《书店里的影像诗》每集3分钟，记录了台湾40家独立书店的人物风景。）
01哲学：说起“文青”，不得不提“小确幸”。你觉得这称得上是台湾新世代的“时代精神”吗？
侯：当然不是。现在是2017年，我相信现在两岸三地没人会以“小确幸”来标签自己。它也跟“文青”一样，变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字眼。原因是一样的，商业化跟标签化带来的简化。
据我所知，“小确幸”这三个字是来自于村上春树，他是说生活中一些微小的东西，但是很确实。举个例子，例如在夏天喝了一杯冰的果汁，它的冰凉是在炎热之中，确实的幸福——它很微小，但是它很确定。
很多人挪用“小确幸”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看到它背后的土壤是什么。为什么强调“小确幸”呢？那不就是因为在大的氛围里面，我们找不到确定的幸福吗？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一个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自娱自乐，去描写生活中的“小确信”。
但它同时是一种叛逆。也许是因为经历过那种“巨大幸福”的时代——不知道香港有没有这样的时期，但是大陆跟台湾都有过。台湾曾经是，所有人都服役那种“伟大的”价值，它是不可被侵犯的；而所有的个体在这个“伟大”跟“集体”之下都是不重要的。台湾以前在国庆日的时候，会安排很多的学生在总统府前面举著一块板子，有人拿红色，有人拿白色，有人拿蓝色——因为从一个很高的角度看下来，他们会拼成国旗的形状。国旗就是由很多很多的个人拿著一块板子，在太阳底下，为一个伟大的价值、一个伟大的口号服务。当集体化、口号化的时代消退了以后，大家意识到其中的虚妄。在村上春树写“小确信”的当下，我相信他是深刻了解到，所有庞大的东西的不可信任，或者是，所有概括性的东西的虚无，所以他才会书写生活中最确实的幸福是什么——就是这么小的幸福，因为它如此微小，所以我可以其确信它是真的，而且我确实地领受到其中的幸福；因为只是这么微小的幸福，所以我的生命可以平复、依托其下。
这其实是一个极其悲伤，极其虚无，极其绝望的想法，你不觉得吗？你已经无法相信所有大的东西了，所有大的东西都幻灭以后，你突然发现了生活的真相——你能够掌握的，只有那微小而确定的幸福。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同时是非常讽刺、非常世故的感触。“小确幸”这种在文学中世故的感触，变成了时髦的名词，被挪用在杂志、电视、电影、流行歌曲、时尚广告里面。很多人在使用这个“小确幸”的时候，只知道它表面的意思，而不知道它的背后有如此巨大的虚无的时候，这三个字的崩溃是必然的。
01哲学：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重新振作，又以什么去灌注我们的精神？
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又回到了循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我们经历了理想主义的时代，经历了集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崩溃，然后到了个人主义的时代；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又循环回去了，可能又会回到理想的时代。
我觉得任何东西走到尽头，它总是会翻转的，没有一种思想可以解释所有的时间和每一代人。可能很多人会体认到自己是无法独善其身，无法自外于时代的潮流、自外于政治、自外于经济的庞大趋势；如果你想改善自己生活的处境，你就必须投入到很多的行动，去创造自己觉得比较理想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又重新再循环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