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蓝屋：未竟全功的社会实验

本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s for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宣布，本年度最高荣誉的卓越项目奖由湾仔区蓝屋建筑群夺得，是香港首次有保育工程获颁发此一殊荣。获奖消息传出以后，政府以至不少关注保育议题的人士均表示，奖项肯定了“留屋留人”的处理方法，“蓝屋模式”值得其他城市借镜参考。然而，倘若把蓝屋项目放在更广阔的湾仔保育计划看，遗憾不少，要做的还有更多、更多。

说起这个自2000年设立，联合国旨在表扬及鼓励亚太区内由私人及公私营机构合作的古迹保护计划的文化遗产保护奖，绝非皆大欢喜的“分猪肉”盛事，相反它含金量十足，参赛项目粒粒皆星。以今年43个申请项目为例，最后获颁杰出项目工程的便有上海现存最早的教堂、近年被上海市打造成文化旅游热点的上海圣三一基督教堂；另一得奖者来头亦不小，正是被澳大利亚列入国家遗产名录、自1898年起便已保留一整街老房子的珀斯市布鲁克曼—莫尔街区（Brookman-Moir Streets Precinct）。

比起上海圣三一堂与珀斯旧街区，无论建筑物本身历史价值及相关政府认证，抑或复修工程的时期和规模，蓝屋建筑群好像都落后于两个杰出奖得主，同时也没什么地方能够看出它在保育建筑技术上有任何先进之处。加上按照历届得奖名单来看，得奖者往往是一整个地区大幅地保留下来，或是区域内重要的宗教建筑；若按照奖项评审的三大准则来看，蓝屋能够压倒一众对手、获得终极殊荣的卓越奖项，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今年4月，剑桥大学出版社刊印了《征收土地：一个比较视角（Eminent Doma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书，它是前年韩国开发研究院主办“转移可持续发展的范式：征收土地与财产权”国际会议的论文集汇编。来自美国、德国、荷兰、瑞士、台湾、南韩等地区的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广泛范围的法律体系中，征收土地机制常被用作服务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而且往往是以对经济弊多于利的方式来运作……多国学者、决策者和平民至少应该认识到他们正面对一个共同问题，并寻求更好的方法去解决它”，而会上更有发言者提倡将建筑物历史价值纳入厘定补偿金额和防止滥收的指标。

翻看历届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卓越项目得主，从最初的马来西亚槟城张弼士故居、印尼国家档案馆，到新近的印度德里久尔北帝庙、日本爱媛少彦名神社，多少项目曾经陷入官方强制拆迁危机，需要民间团体出力争取保留？是次蓝屋获奖，与其说表现本地文物保育成就杰出，倒不如视作一个提醒我们的警号—近年香港政府土地回收机制运作欠缺制衡，已经去到威胁历史文化遗产地步，甚至还引来国际注意了。

教科文组织评语强调，蓝屋保育是“从租户到社工和保育人士组成的广大联盟进行一场草根倡导的运动”，评审委员并非认为“留屋留人”概念本身有何特别之处，而是欣赏这次保育工程出于民间主导。评语之末更是饶富深意︰“这一次保护边缘本地遗产的公民努力前所未见，它发生于世上最高压的房地产市场之一，是对同区及邻近其他濒危城市地域的鼓舞。”

不无讽刺，“公民努力”，是蓝屋得以突围而出的原因。教科文组织破天荒打破传统，将卓越项目奖颁给一个相对来说规模较小、历史价值较低的“钉子户”社区，代表评审委员们欣赏由下而上抗争的努力，然而出现抗争必要前提却是文物生存空间受压。不管是上海圣三一堂，抑或珀斯旧街，都有政府背后大力扶持积极保育；蓝屋有吗？政府说有，可民间却说她没有阻头阻势的话，奖项可能没有，但结局更美满。

这次保护边缘本地遗产的公民努力前所未见，它发生于世上最高压的房地产市场之一，是对同区及邻近其他频危城市地域的鼓舞。

保住了蓝屋，谁还记得湾仔？

事实上，自2001年土地发展公司改组成市区重建局（市建局）以后，湾仔便首当其冲成为了该局优先处理的文化保育项目，并联袂发展局设立了“活化湾仔旧区专责委员会”，制造了“湾仔旧区”（Wan Chai old town）这个前所未有的概念。包含蓝屋在内，庄士敦道（翻新和昌大押及毗邻唐楼）、日月星街（三条街道被改成太古地产主导的星街小区）、囍帖街（整条利东街改成豪华走廊）、湾仔街市、太原街 ／交加街露天市集、茂萝街绿屋建筑群等一一被收编在内，成为了市建局以“历史主题”及“品味消费”为名的活化工程项目。

早于2006年7月21日，房协便宣布与市区重建局合作发展石水渠街一带，正式向城规会入纸将蓝、橙、黄屋等一带建筑群的使用用途更改为“休憩用地及保留历史建筑物作文化、社区及商业用途”。当时局方预算以一亿元收回有关地区业权，当中未获历史建筑物评级的橙屋将遭拆卸，原址居民则要悉数迁出。这种做法，与湾仔其他被评为保育失败的项目不无二样—保留并翻新硬件、将与保育建筑及社区无关的商业元素猛塞进来、加上一点不怎么样高明的市场推广手法、使它看起来美轮美奂又能自负盈亏。

蓝屋与和昌大押、湾仔旧邮局或囍帖街本来同一命运。只是它较大部分湾仔的保育项目来得幸运，幸运在遇上了2006年起引发无数争议的天星及皇后码头保育运动，以及扎根当区多年的圣雅各福群会。

你要（政府）再做这样的动作其实很难的。近十年我印象中就只有这个例子，而蓝屋，我觉得是一个例外，不是政府希望留屋留人的，而是另外的原因促使。

”多年来研究社会政策、深谙湾仔地区变迁的香港社会规划学会总监吴伯风认为，蓝屋是当今香港重建与保育常态中的一个例外，要复制这种保育模式，恐怕并不可能。“在湾仔这个范围里，圣雅各累积了人脉和表现，他们做时分天地，有时分券，让收入相对没那么高的人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些都是踏踏实实的社区建立工作。如果单讲蓝屋，而不谈圣雅各背后的底蕴，其实很难做的。而这种社区发展和蓝屋提倡的方针可以互相配合到，才可以促成这样特殊的例子，在香港很难找到另外一个类近的例子了。

天星及皇后码头保育时期，进驻蓝屋与官方争夺发展话语权的组织，又岂止圣雅各？社区文化关注、香港文化遗产基金会及蓝屋居民权益小组，纷纷在前后成立或赶及支援，联合与政府“讲数”，现时的“香港故事馆”前身“湾仔民间生活馆”，就是这共同抗敌时刻下出现的产物。未几，2009年发展局对蓝屋的保育态度软化，不但以巨额资助吸引非牟利机构参与活化，更对此前一直要求“留屋留人”的蓝屋保育方案开绿灯—同一时间，湾仔其余的重建项目，却几乎都在发展局强硬推进的情况下一一通过。

（未完待续）

上文节录自第86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1月13日）〈蓝屋︰未竟全功的民间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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