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哲学系列（一）：在无奈的命运中如何思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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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一直被认为是四书中最具哲学性的著作，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理论性纲维。这部古典名篇，相传出于孔子之孙子思之手，原收录于《礼记》之中。宋朝时朱熹因其哲学性之高深精妙，将其抽出来独立成篇，与《论语》、《孟子》和《大学》合称四书。

《中庸》卷首有“天命之谓性”一说，隐隐道出我们要探寻的是一条从天命到存在的道路。我们生在一个充满无奈的时代，深感命运难以掌控。传统中庸的智慧，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当下的处境和时代——这势必是以“问题先行”的态度而展开经典重读。

01哲学即将推出《中庸》哲学解读系列，我们的特约作者郭世恒（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将以有别于传统学院注解的方式带我们再读《中庸》，重新诠释“慎独”、“天下”、“平常”、“真诚”、“历史”等概念。他所强调的不单是对经典本身的理解——好似很多汉学家以为自己可以拯救一个“被遗忘的文本”那样，而是利用文本来理解超文本的当下——我们的时代，比文本更加逼切地需要得到拯救。

我们生在一个无奈的时代。

很多经历过香港光辉岁月的人或许都会慨叹，我们的世界是从何时变得如此不可掌握？我们曾经相信努力是有回报的，只要安分守己、勤劳敬业就可以活得有尊严；我们曾经相信社会是有法治的，人不论贫富贵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曾经相信人生是有梦想和希望的，不然就跟咸鱼没有任何分别。然而这一切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变得一文不值，乃至变得荒谬？

这些无奈使我们感受到，人生处处都在不可掌控的命运之中。命运使我们从心里呼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遭逢到生命的边界时，那些好像离日常生活最遥远的问题，却在最真切的生命中向我们袭来。我们如何去思考自己的存在？

天命的来源

回望人类的历史，这种无奈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时代所独有，从古希腊的悲剧到古印度的轮回，人类永恒地遭遇著自己无法改变的命运。在中国，第一个把人的命运思考透彻的人可能就是孔子——一个熟悉到我们可能已经遗忘了的名字。在〈论语·为政〉篇之中，孔子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对天命的重视可能不下于仁，以至于〈论语·尧曰〉篇这样结束全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什么是天命？这或许是中国文化中被遗忘已久的问题。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就提出先秦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天到人过渡的人文主义化过程（注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哲学思想逐渐从以天为中心的宗教思想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道德思想。这个过程对于当代新儒家学者来说既是中国早期哲学的特色，更是中国哲学的优越之处。然而不得不思考的是，在古人发现人性可贵之处之前，到底在面对一个怎样的人生处境？人生到底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根据汉字的字源学，“命”一字最先的意义不是“命运”、“命限”等纯粹消极的意义。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训辨证》中指出“命”字最早是一个会意字，由上面的“人”和下面的“叩”组成（注二）。

上半部的“人”符象征庙堂的顶，下半部的“叩”象征一个下跪的人，整个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人跪在庙堂之中领命的意象。因此“命”字的最原初意义是“命令”，而且这是来自最高权力的命令——“命”在甲骨文中不外乎意指“君命”和“天命”，当中的天命来自于超越人的理解和德能的上天。

至少对孔子来说，命是一个超出个人道德范围的概念，因此对于人的个人道德修养来说，再难达成的仁的境界，孔子都许诺了“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但对于道能否实现，他却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当然，当孔子这样说的时候，他不认为人面对天命只能消极以待；相反，他的潜台词是，道之将行与否，不是一个像公伯寮（公伯寮与子路同为季氏的家臣，曾诋毁子路，出卖孔子）这样的小人的一两句诬蔑之言所能左右的。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正是：人所当行之路，不受命运和成败的影响。这种思想就是后来在儒家被发掦的义命分立。

这种思想其实正好体现了“命”的原初意义。天命首先不是一种消极的限制，相反，它是一种命令；而在一种命令之下，受命者是必须有所作为的。命令是我们要亲自去完成的任务，所以对于“命令之施加于我”而言，我是被动的；但对于“命令之使我有所作为”而言，我却是主动的。人领受了天命，就当行义所应为之事，不管其得失成败。正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在回应隐者对孔子的质疑时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因此可以说，孔子所面对的无奈，就是春秋时代他所亲历的礼崩乐坏和人伦秩序的消失。对孔子来说，天下有道与否，是他所不能控制的；但在此无奈之中，他却找到了自己当行的道路，认识到自己不可逃避的使命，这就是孔子所见的天命。

存在的天命

但对于其他人，尤其是身处在不同时代的我们来说，天命又意味著么？其实中文的造字很多时候就隐含著理解世界的秘密：我们称呼生物的存在为生命，而生命这个词本身就是由“生”和“命”组成。我们都是有生者，我们活著，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生、这个活著本身就是我们的命；而且在某个意义上说，命比起我们的生更为首要和突出，因此我们可以直接用“命”来代替“生命”，例如我们会说“致命”、“玩命”、“人命关天”等等。这与我们说“生”（比如“人生”、“人生理想”、“人生的意义”）时不同，“命”更著重的是人的有限性和向著死亡的生存。当人朝向这个生存的边界之时，决定性的是生死，以及我们能不能掌控自己的存在。比如我们打游戏时有几条命，就是有几个重新再来的机会。

当我们称呼生命为“生命”时，其实就隐含了双重的意义。首先在生命之中，我们有活力、有生机、有支持我们以各种方式发展自己的力量；同时，这个生命又是一个有限的、我们不可全然掌握的过程。用存在主义的话说，我们都是被抛入到存在之中，不是自己的选择。当我们这样理解生命时，其实生命本身就具备了一个命令的形式：我们不可选择地成为了一个有生命的存在，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自己的可能性，有活力、有生机去成为自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和一个死物的存在不同：一个杯子只要存在它就是一个杯子，但人需要思考自己该如何存在，这里就誔生了一切关于人生的思考。这种存在意义的不确定性，正是《中庸》这部著作要处理的哲学问题。因此，《中庸》的出发点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不同，它思考的不是已经有固定内容和倾向的人性，而是作为天命的人的存在本身，故《中庸》首句就为其整个思想定下了它的起源——“天命之谓性”。

生命的存在，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自己的可能性，有活力、有生机去成为自己。（VCG图片）

从天命到存在

通过“天命之谓性”，《中庸》首次建立起由天命到人性之间的架接。笔者认为，这条道路并不如传统解释所言：人具备了天赋予的某些先天品性，顺著这些品性就能找到人该走的道路。相反，如果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正确，人性所体现的地方恰恰在于我们的存在面临著不可掌控的天命（注三）。反过来说，这些不可掌控的天命也恰恰是人性闪现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无奈？为什么会感到徬徨？为什么会感到迷茫？我们会感到无奈，因为我们曾经看到过希望，曾经知道自己所能企及的高度；我们会感到徬徨，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将来的路要走；我们会感到迷茫，因为我们知道人生需要一个方向。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还有生命，所以这一切问题和困难才显得有意义；而这些困难和无奈提醒著我们，只有当我们承担起这个天命，我们才有资格去存在。

因此对《中庸》的作者来说，人生最起初是无奈的，但正是这种无奈呼唤著人生的道路。中国的先哲，不论家派，都用“道”来命名人最终能依靠者。“道”与西方的“真理”不同——在海德格把“真理”还原为解蔽的活动之前，“真理”一直代表著最高的原则，原则对万物施加的是一种规限。然而，“道”本身就是一条道路，它的甲骨文就是一个人在道路上行走的意象。

道路不是一种规限，它是一个指引，一种可能性——人依著它走，就能走到目的地，但真正的道路只有当人去行走了才能发现。当先哲诉说不同的道时，他们给出的不是道德的律令，而是道路的指引。这条道路只有当我们真正用生命去实践和行走时，它才显示为一条道路——可以说一切道路的道路，正是这个真切的实践和行走本身。故《中庸》说“率性之谓道”，意即只有生命的承担和统率才是人真正应该依靠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人必须不断去探寻、学习、历练，去修筑自己的道路。只有当这条道路开始了，我们才能领会一切对人生的指引和训言，因此说“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中庸》的开篇语已经给出了整个《中庸》哲学的框架和核心问题：《中庸》要回应的是源自生命的问题，它要思考的是作为有生之人从来就已经领受了的命令——一个既不可逃脱，又呼唤著人成为自己的命令。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这样理解《中庸》时，其实就已经与传统的注解有了一定分别：传统的注解一般认为，人乃至万物都具备了上天赋予的天性，人所遵行的道就是实践和回归这个本性，这个修道的过程称之为教。然而这种直线式的解读，一方面遗忘了原始作为命令的天命，另一方面使人相信人性之中有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地依靠的指引，最后把儒家思想变成了教条，错失了反思自我人生的机会。

但如果按照笔者的解释，《中庸》恰恰不是宣说一种教条或道德价值；相反，它把人带回去一切价值形成之初，回到那个触动著我们去思考和探寻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知道一切都不是已经被许诺的，我们曾经相信的公义、法治和希望，都不是一成不变地为我们的生命预备好。反之，这些前人曾经赖以成功的道路，需要我们继续去实践、建立，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时代中赋予其价值——只有当这些价值由我们亲身去体现时，它们才能成为指引我们的方向，成为我们的道路。

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摆脱迷茫去寻找自己生命的道路，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在这个《中庸》哲学解读系列，笔者将会把《中庸》中与此相关的议题，包括“慎独”、“天下”、“平常”、“真诚”、“历史”等概念一一进行阐释。其目的不是为任何具体的问题提供答案，也不是宣扬任何价值，而是希望与大家一起重新阅读这部儒家思想中最精炼的文本，找寻回归问题本身的指引。

注释

注一：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99）。

注二：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图片资料来源：http://kanji-roots.blogspot.sg/2013/01/

注三：关于这个论点的更多讨论，可参看拙作：Kwok, Sai Hang. “Tianming and the Other: Rethinking the Source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Zhong Yong and Emmanuel Levinas”.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11, no. 3:（2016）, 501–520. Doi: 10.3868/s030-005-016-00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