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排名．来稿】世界排名高　却提升不了本土教育质素

文：业成（应届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

在最新的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8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挤身教育学科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史丹福大学、哈佛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三间世界一流顶尖学府，成为世界上领导著教育学研究的领头羊。作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实在与有荣焉。然而，在学术界上领先，为世界教育工作者仰望的不同教育理论，为众多老师指路的见解，却未能为香港教育更进一步，实使人望门兴叹。

香港教育历经不同改革，主权移交二十年来，由教学语言到学制，由津贴制度到班级大小，无一不蕴酿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但香港教育问题未见有解决。由母语教学所产生的标签效应、高中学制变成“一试定生死”、贵族学校变得更贵族及一直议而不行的小班教学，到近年经常提及的“普教中”、学生自杀问题等，一个一个问题都未有真真正正落实解决。当今天我们一同庆祝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挤身全球头四，然而一直悬而未解的不同本土教育问题却实是为全球顶尖的教育学院蒙上一层阴影。不同的教育问题揭露出香港教育仍然有很多值得和需要努力的地方。而贵为全球顶尖的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更是责无旁贷，应该从大学象牙塔中走出来，为香港实际的教育作更多的政策建议。

例如在早前的“普教中”争议中，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总监谢锡金教授就曾在2016年公开表示“以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教授中国语文科，能否有效提升学生的中文水平就值得商榷”、“学习普通话，不一定要以教学语言的沉浸方式进行，还有其他有效的学习模式。”。然而，即使教授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但在整个政策的运行却又不见有大动作及讨论以影响政府政策。政府一直以行政资源，吸引和鼓励学校实行“普教中”，将本应可投放到更有效及有利的资源用在没有成果的地方，在此，不少人都不禁一问，世界知名的学府又如何将其有的学术知识和研究回餽社会？一间世界顶尖大学又可否为社会把关，为社会出谋划策，推动社会进步？

大学作为社会上知识分子的集中场地，除了一直埋头苦干在学术象牙塔之外，更需要把是其是、非其非的真理交予社会，而不是一味追求高排名，一味研究世界性的议题。立足本土再放眼世界，照顾好身处之地的议题再处理世界的问题，方是一间真正世界级大学应处之道，若顾此失彼，世界上有好名声，本土的教育却一塌糊涂，又何以成为真正的好大学。

在现时的制度下，教育局政策的制定通常是以教育局为主导，成立专责委员会，邀请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当中包括了大学不同的教授。在政府主导的委员会中，自然讨论的方向就朝住政府背后的议程为主，学者的意见往往是政策的助力而非真正研究政策的可行性。由此可见，学者在建制内已鲜有机会真真正正的一抒己见。然而，这都不是学者自困象牙塔的主因。大学现时对学术研究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无论是在自家大学获得资源，或是从不同地方政府机构取得资助，研究就是要做影响范围大，名声够响，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出版的研究，简单而言，就是各项研究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一定要高，方可以在大学资源上有更大的份额。因此，现时很多学者所作的研究一是放眼世界，以世界教育议题为主；一是专攻中国大陆范畴，以中国社会现状为题。又正正因为香港大学在这些议题上做得多，做得好， 近数年方在大学学科排名都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份子。同样地，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得知当一间大学的世界排名愈高，她就愈离地，愈在象牙塔之上。

作为一间植根香港，放眼世界的大学，当然不只可站在世界的象牙塔之上，而是可以更多的走到社会之中，作更多本土的研究，带领社会讨论思潮。同时，大学政策理应留下一定份额的资助，将有关本土的研究与世界性的研究分开，让不同面向的研究都可以有充足的资源作发展，同时在与不同教职员续约的条件中，尤是与本土师资培训有直接关系的人员中，亦应该有一定部份的条件是有关于本土教育议题的讨论和研究，而非单以Impact Factor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同时，作为香港大学，理应更多参与政策建议的一部份，应该是主动的作不同报告及建议交予政府，而非单单等待政府委任以加入委员会则罢。全球第四的教育学院实在比政府内非此范畴出身的官员更有资格带起教育议题的讨论和未来。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成立至今三十载，由寂寂无名的小岛职业训练所晋身成为世界顶尖教育学术机构，其努力及成果是值得高兴的。然而在香港的层面上，在往后的二十年，在教育学院五十周年的志庆上，人们又可否不单庆祝排名有多高，而是去诉说春风化雨五十载后，所协助推动的社会进步里程，成就香港新黄金一代的事？这就看即将走马上任的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新院长及一众学院同侪的能力和愿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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