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话．博评】教中不用普，这就够了吗？

文：廖伟棠

去年初广州发生一件极其荒谬的“文化事件”，某个名为“广州好明天更好”的除夕晚会，竟出现一出用普通话表演的“粤剧”。这是一个隐喻，更是反讽，万物存在有赖于“正名”，粤剧不粤，则名不正言不顺，若依古人的说法，这是礼崩乐坏的证据、文化灭亡的先兆。

粤语宣传中央精神　洗脑力量不容小觑

但我们为此震惊的同时，不要忘了，自1950年代广州粤剧界推行新粤剧起，有多少不说普通话的新粤剧，唱的是字正腔圆的粤语，骨子里却是“普通话思维”，它们以粤语宣传中央精神，洗脑力量更大。

明年的香港艺术节，会有京剧版本的《帝女花》，这和前者相反，不存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征服，而是两种艺术之间惺惺相惜的唱和。两种文化碰撞，是最理想的结果，既不是普通话骑劫粤语文化精华，也不必想像为统战与歌舞升平，须知《帝女花》里的遗民抗争、女性抗争意识，新朝主旋律文艺一般都避之唯恐不及，这次被“翻译”成北方语言，意义和金人学宋文一样，也算一种逆袭。

内地出版界、文艺青年中，对香港文学、文化的好奇心，如果从十多年前陈冠中、梁文道等人的努力算起，至今虽多遭出版政策打压，依然旺盛着。许多读者仍然对黄碧云、董启章、钟玲玲、钟晓阳等风格强烈的香港作家存在期待，马家辉、林夕、周耀辉、林奕华等跨流行文化的作家就影响更大了。内地接触粤语文化、港式文字的渠道，可以说一直未断绝。

可惜香港的民间背道而驰，一方面基于本土立场的过敏，自觉拒斥内地文化的精华；殊途同归的是，另一方面在基础教育上，又不得不接受内地文化粗糙部分的渗透——无论是历史教科书传递的简陋民族主义、还是普教中一刀切的想当然。

普教中的争议持续多年，今年几乎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候。作为一个广东出生的人，粤语是我的母语，我当然反对香港那种纯粹为了讨好北方、维护大一统而来的普教中谬论；但作为一个作家，我更想说的是，反对普教中还不够，你必须在实践中证明如何粤教中才有说服力，洁身未必就足以自好。

台教纲倡减文言文　莫中分化而治下怀

联系台湾最近教纲建议缩减文言文比例事件，文言与白话、中文与台语的争议，也体现出民间的狭隘，正中统治者分化而治的下怀。其实华文文学的概念树立已久，恰是所谓“边缘”华文借此反诘“主流”华文、建立话语权的绝佳策略（可参见王德威的系列论述）；再说文学无国界，互相吸收互相增益，比坚壁清野地制造文学隔阂更好。两种文化的此消彼长中，一定是更兼容并包的那种文化变得更强大，洁癖的那种则有如拣饮择食，最后可能会萎缩干涸。

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的：因为姑姑是粤剧演员，家中一直都喜欢看粤剧、听粤曲，粤剧给予我最早的文言滋养，而父亲喜欢听的许冠杰、关正杰则是白话滋养，这两点都是大陆的小学教育完全不可能有的。中学时受1980年代大陆文化界的前卫叛逆精神影响，喜欢上新诗、翻译文学乃至实验文学，在写作上推崇惟陈言务去、以及对洗脑教育的反弹而来对意识形态沾染文学的高度警惕，这点又是港台的中学生不太可能有的。

1997年我移居香港，认识诗人黄灿然，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先推荐我读了赵毅衡编译的《美国现代诗选》，这两册书影响他们第三代诗人（1980年代中期登上中国文坛的诗人，以超越朦胧诗为己任，风格多变）甚广，我也从中学习了把现实接引到诗思的方式，更深的改变是不再鄙夷日常生活，反而是虚心学习现实世界的复杂和坎坷。

后来黄灿然又推荐我阅读冯至的《杜甫传》，冯至在里尔克和海德格影响下，以存在主义的角度重审杜甫的一生和创作，令我完全对杜甫和中国古诗改观，从此我开始了长达19年的重读中国古典。杜甫的各种选集、读解文集我几乎都会涉猎，其中仇兆鳌编注的《杜诗详注》是一本杜甫的百科全书，完整、坚实地展示了杜甫诗歌的根系、枝叶和阴影，虽然厚达千页，我仍然不断重读，也从此出发获取很多关于古代历史社会的知识。

如此“一波三折”，我来往于传统与前卫之间、南方文化的秀丽与北方文化的苍茫之间，获益良多。黄灿然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虽然说的是他作为诗人兼翻译家的语言认识优势，其实又何尝不能是香港的写作者可能拥有的优势的揭示？传统是可以重拾、追认的，甚至可以创造的，不必把它拱手让人。

粤语文学作教材　我手写我口，我口随我心

粤教中的优势，已经无庸再赘，一方面是技术性粤音的丰富、近古，一方面是心理上的“我手写我口、我口随我心”的诚实。在这个基础上，就是选择例文的问题了，这是我最在意的地方，如果粤教中不多采取最好的粤语文学和据说与粤音相近的古文，那就失去了粤教中的一半意义；如果粤教中的例文不采取切近香港现实生活、现实社会语境的文学作品，就失去了其另一半意义。

只坚持学粤语、用正体、说白话，却忽视文学、诗和古文的学习，那不过是另一种政治正确挂帅的皇帝新衣。用粤语却鄙夷粤语中的高雅文化的话，则骨子里和某些说普通话仇视粤语文化的人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最后想补充一句，虽然普通话是统治者语言，也并不代表“北方方言”，我们粤语人也不必谈普色变。它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已无可避免地拥有了一种野蛮的合理性，除非我们完全拒绝与14亿中国人交流，我们仍需要知之用之。就算为了反抗和消解它，也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一个懂普通话的粤人，比起一个不懂粤语的普通话人，思维空间必然开阔不少、思维方式必然自由不少，反之亦然。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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