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国歌法》写进《基本法》　一个历史的阴差阳错

有消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快会在10月的会议，将内地的《国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有市民关注，未来如有“嘘国歌”等情况，会否招致刑责。事实上，《基本法》以至本港法例，对国旗、国徽的使用都有明文保障，却因为一个历史的阴差阳错，令国歌迟迟未能得到同等的法律保障，如果全国人大将《国歌法》列入《基本法》的附件三，可以说是迟来的补遗。但香港要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始终绕不过本地立法的程序。

国歌写进宪法　拖拖拉拉几十年

对于《国歌法》列入《基本法》的问题由来，其实在《基本法》的附件三，亦即是在香港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之中，第一条已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期的决议》。或许会有人问，根据这条条文，不是已将国歌的相关规定纳入了《基本法》的附件三吗？为何现在又要多此一举，掀起《国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问题？

然而，在1949年制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期的决议》，其实没有就国歌作出最终决定，只是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意味当时《义勇军进行曲》，只是一首临时国歌，而非正式的国歌，而国歌的宪法地位问题，一拖就是几十年。

据悉，当年之所以未能选定国歌，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人觉得《义勇军进行曲》已是30年代的歌曲，歌中所表达的抗日情怀，已与当年二战结束、内战终结的实际国情不符，因此建议另觅更合时宜的歌曲取代《义勇军进行曲》，甚至认为不同的节庆可以有不同的歌曲。这个讨论，后来变得没完没了，直至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亦只有国旗、国徽、首都的部分，却没有把国歌写进宪法。

连串政治运动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一改再改

及后，中国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人田汉在1966年被打成右派（作曲的聂耳在1935年逝世），《义勇军进行曲》一度变成有曲无词的“禁歌”，又或被改写成讴歌文革的革命歌曲。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田汉的才冤案获得平反，但《义勇军进行曲》又被配上了歌颂毛泽东的新词。到了1982年，《义勇军进行曲》才被重新改回原曲原词，但在宪法上，这首歌仍是未有正式地位的“临时国歌”。

因此，即使80年代开始起草《基本法》时，已将1949年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期的决议》写进附件三，但国歌的宪法地位其实仍然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这个情况，到了2004年的宪法第四次修订，在宪法第136条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条文，才为拖拖拉拉了几十年的国歌问题提供答案。但“国歌入宪”之后，还要处理从法律上如何“落地”实施的问题，例如对播放国歌的场合、贬损国歌的罚则等作出明确规定，也就有了现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歌法》的程序，以至将起草《基本法》时“漏招”的国歌问题纳入附件三的议论。

参照《国旗及国徽条例》　本地立法彰显一国两制

由此可见，香港要在今天才讨论将《国歌法》写进《基本法》，是历史的阴差阳错造成的结果，解决一个自1949年以来悬而待决的问题。既然《基本法》对国旗早已有清晰的保障，本港也透过本地立法，订立《国旗及国徽条例》对国旗的使用、如何保护国旗有明文规定，那么香港对国歌也提供类同于国旗的法律保障，无论在法理上、情理上都理所当然。

事实上，即使将《国歌法》写进《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日后也要透过本地立法，一如订立《国旗及国徽条例》般，订立适用于本港法律体系的国歌法例。可惜的是，一些建制派人士扬言只要将《国歌法》写进《基本法》附件三，香港不必透过本地立法，就可按照内地的《国歌法》拘控在香港涉侮辱国歌的市民，这种说法既是曲解了一国两制，更令人产生中央可透过修改附件三“僭建”《基本法》的不必要误解，无助于香港社会就《国歌法》，以至其他涉及《基本法》的问题展开理性讨论，根本是帮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