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东北案改判监禁　社会要知年轻人因何抗争

本周二（8月15日），13 名冲击立法会财委会东北拨款会议的示威者，被上诉庭由社会服务令改判入狱 8 至 13 个月，不少人感到判刑过重，甚至批评司法不公。无可否认，在东北事件上，这班年轻人的行动或许过于卤莽，然而，他们行动背后的理念，以至为何新界东北新市镇发展会闹成如此尖锐的争拗，实在值得政府深刻反省。

公私营合作利益输送　学运青年义愤填膺

今次的案件发生在2014年，一批反对东北发展计划的年轻人试图冲击立法会，其后13名涉案者被判罚社会服务令，后来政府不服判刑提出覆核，上诉庭最终改判他们入狱。这宗案件已发生了3年，涉案者也完成了社会服务令，但最终要面对更重的刑法，因此社会上有不少人替他们不值。但既然是法院的判决，抗争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也得明白，激烈的抗争手段需要负上法律代价，惟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何这班年轻人要用这种卤莽的方式进行抗争？东北发展到底怎么了，年轻人要非用激烈的抗争手段不何？

一般来说，政府一共有两种发展新市镇的模式，分别是政府主导发展，亦即传统发展模式，又或公私营合作发展。2012年，时任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曾表示，不会以公私营合作模式发展新界东北，将转以“传统新市镇”模式发展，就是动用公帑收回土地，再由政府主导该区的发展规划。这种发展方式的好处在于收地过程比较正规，整个地段的发展主导权也在政府手中。

然而，随着政府换届、梁振英上任特首，时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于 2013 年宣布将会以“加强版传统新市镇发展模式”发展新界东北。然而，这发展方式与公私营合作并没有分别，消息传出后，自然激起青年的义愤。观乎《古洞北和粉岭北新发展区契约修订申请》的准则，政府容许发展商以原址换地的方式发展私人屋苑，发展商只要拥有四万平方呎土地，就可以将土地用途转成住宅用地。

到底公私营合作发展，有甚么问题？这发展方式被一些社会人士指是“官商勾结”，原因在于发展商本来就在发展地区以低价囤积大量土地，政府突然由过去的政府主导发展，改为“原址换地”，变相是配合了发展商的计划，助地产商赚到尽，这自然予人利益输送的观感。固然，发展商在改变土地用途后，也需要向政府补回地价。然而，由于机制不透明，公众根本难以知悉补地价金额，更何况，发展商以“原址换地”发展，就不需要经过土地竞投，成本一般较低，使其获利更丰。

再说，私人发展商往往再委任外判商收地，收地人员质素参差，最终出现有势力人士介入收地，甚至出现怀疑恐吓、纵火的事件，令村民大为不满，也令部分怀有理想主义、争取社会公义的青年义愤填膺，由是发起了东北拨款会议示威。

陈茂波事后指出，以这方式发展是为了避开发展商诉讼，但实际上，根据《收回土地条例》规定，若然政府决定将某土地用于公共用途，行政长官即可据该条例命令收回土地，故此，以林郑月娥提出的“传统新市镇”模式发展，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在政府换届后，当年林郑的方案即被推翻，导至了更大的社会争拗。

拒以真公营房屋主导　激化民间矛盾

另一个反对理由，在于政府无心以资助房屋主导兴建房屋。在新界东北发展规划上，发展局称公营房屋比例为六成，私营只占四成，意指公营房屋主导。然而，在私人住宅供应不断创新高、公屋轮候人龙亦不断创新高之下，政府本应在东北提出更进取的公营房屋兴建比例，而政府只要增加居屋、绿置居等的占比，就可以处理基层过于集中，同时满足部分香港人希望自置房屋的需求。

再者，新界东北的土地规划的分配极不均衡。一来，所谓的六四比，有误导成分。公营房屋的占地不足一成，私营房屋占东北用地的更大部分，即是说公营屋邨的密度相当高，拖低市民生活质素。二来，政府毫不考虑收回占地170公顷、已经平整的粉岭哥尔夫球场，拼入整个东北发展计划，实有维护少数人的享乐之嫌，凌驾万千市民的安居愿望。

示威者和反对团体要求收地程序公平透明，土地运用符合公众利益，给村民足够赔偿和土地安置，以至农地继续耕作。政府如果正面回应这些诉求，站出来的示威者不见得会全盘反对发展新市镇。然而，政府未能调和利益，反而令矛盾不断激化，即使示威者在公众咨询，立法会公听会，以至财委会审议期间屡次反对拨款，政府也自恃在议会有建制派支持而强硬通过议案，一些感到绝望的年轻人唯有以冲击议会，暂停会议等卤莽的手段，阻止拨款通过，因而触犯法例。

新市镇发展续惹反对　政府需引以为戒

因此，参与东北抗争的年轻人沦为阶下之囚，并没有解决东北发展不公的根本问题，由房屋土地衍生的政治经济矛盾，不会因为示威者入狱而消失。只要房屋分配仍然失衡，囤地问题未能解决，政府和地产商的利益输送不止，普罗市民未能在城市发展之中获益，怨气只会继续充斥于社会之中。政府要平息社会躁动，根本之道就是检讨东北发展的错误，未来在开拓其他新市镇时，杜绝利益输送、大量增建公营房屋，记取东北抗争对这些年轻人，以至整体香港社会所付出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