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一地两检】西九总站“割地”　到底有何根据

西九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公布后，争议点之一是为何会在香港境内，划出一个内地司法管辖区，让内地人员全面执法，有人更形容这个方案等同“割地”。然而，类似的安排其实说不上罕见，但港人对一地两检的忧心其来有自，当局必须用心聆听、细心解释，展现最大耐心与诚意释除公众疑虑。

司法区中有司法区　使馆公约可借镜

根据港府公布的一地两检方案，高铁西九总站将会划出部份楼层，让内地人员全面执行内地法律。有人提出，《基本法》的附件清楚列明香港的地理界线，巨细无遗地列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界线座标，因此认定《基本法》不容许在这个界线之内，存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事实上，在香港土地上设立的外国领事馆，就正正是在《基本法》所订明的香港界线之上，划出了一个又一个行使外国法律的区域，其依据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列明了各国的使馆馆舍不得受到侵犯，以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当踏进别国领事馆范围，就等同踏进别国领土。

而在国际上，个中显例是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瑞典政府指控他触犯性侵，向他发出逮捕令，但更严重的是美国政府指控他创办的维基解密泄露大量机密文件，拟引渡阿桑奇到美国受审。然而，由于阿桑奇藏身于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无论英国政府、瑞典政府，以至美国政府都受国际公约约束，除非阿桑奇自愿离开，否则无论如何都不能闯进厄瓜多尔大使馆将他拘捕。

驻港解放军安排　有一定参考价值

至于另一个有参考价值的例子，是解放军驻港部队。按照《基本法》与《驻军法》，军事设施被划设为军事禁区，而驻港的军人除了遵守香港法律，也受到内地的全国性法律约束。而《驻军法》更列明，香港驻军人员犯罪的案件由内地的军事司法机关管辖，但案件如果涉及非驻军人员，则有机会由香港法院及执法机关管辖。

而当中更有一个协商机制，如果认为由对方管辖更为适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案件可以移交对方管辖。对于未来公布的一地两检最终方案，这个中港之间的协商机制，是否也有值得借镜之处？

当然，也有人会质疑，西九高铁站只是一个交通设施，既非使领馆、也不是甚么军事重地，是否要将内地口岸完全划成内地的司法管辖区呢？有论者参考美、加的一地两检方案，指美加两国的边境人员，只会局部执法，亦即是“ICQ”：出入境、清关及检疫（Immigration, Customs and Quarantine）模式，并举例说，假如有美国通缉犯在加方的一地两检关卡出现，美方人员亦不能将他拘捕，最多只能拒绝他进入美国国境。

中港没引渡协议　难实行美加模式

只是，这个例子忽略了一个极之重要的法律安排：引渡协议。上述美国通缉犯出现在加方一地两检关卡的例子，只是故事的上半部，而下半部的故事，将会是美方人员马上通知加拿大当局，根据美加之间的引渡协议，寻求加方协助扣留这名美国通缉犯。因此，或许在加方美国口岸执勤的美国边境人员，只能眼白白目送这名通缉犯离开美国口岸区，但在区外恭候的，将会是加方的执法人员，以至加拿大司法机关的引渡程序。

惟中港之间却没有引渡协议，由于两地之间的法制不同，在可见的将来，相信都难以落实中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如果按照一些论者所指，中港之间实施美加式的一地两检，而且高铁列车亦按照其注册地归港方管辖，就会出现一个极大的法律漏洞：例如一个在内地犯下谋杀罪的通缉犯，只要逃上开往香港的列车，变相踏进了港方区域，不但内地公安不能将他拘捕，而由于中港之间没有引渡协议，港方也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将他拘留，变成一个司法管辖上的极大缺口。

民疑其来有自　政府要用心解释

虽然如此，部分港人仍对一地两检极感担忧，甚至形容这是“割地”、“自阉”，一些人存在的负面观感以至抗拒情绪，实有其客观现实背景。

毕竟，一地两检所涉的法律问题极为复杂，特别是中港之间按照《基本法》20条，由中央授权香港租借西九内地口岸给内地的办法，是一个相当“创新”的构思，社会各界仍要一些时间研究、消化，在中港矛盾仍然尖锐的当下，部分人自然会倾向先以较负面的眼光观之；加上过往有一些内地对港事务机关的官员，过份理解《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由于这些官员自恃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令港人对涉及中港互动的事宜，包括一地两检，产生在更大的疑问，担心会侵蚀两制。

因此，社会在讨论一地两检议题时，固然不应简单化地形容这个安排等同“割地”，但港府对此实在有更大责任，在推销一地两检的时候，既要以一些实际、生活化的例子，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向市民解释当中的执行细节，为市民释疑；但更要理解市民对此感到忧虑甚至排斥的原因，莫轻言批评社会“政治化”，甚至试图在立法会硬闯，为香港徒添不必要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