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香港社会创新注定失败　岂止是法律问题

文：吴舟明

香港目前对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的发展，大多流于技术层面的创新和变革，即现在流行的科技创新，甚至香港政府更扬言要将香港发展成 smart city，以智能城市作为香港品牌的代名词。但是，这种只着重形式技艺的社会创新，忽视内函需要，这犹如清政府时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发展，因此，历史告诉我们，香港 smart city 的发展结果注定是失败。

早前，新任命的创新及科技局局长的表现可谓是失丑于人前，除了只说自己见过乔布斯之外，外界始乎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创新局更因为 Uber 事件，看得出也跟不上社会创新的趋势，一般大众只会觉得社会创新、科技创新只是离地的学术名词然而。

其实“社会创新”，它的理解是用新的管理思维、方式去解决固有的社会问题，所以不只局限于科技层面的创新。而且，国外的社会创新例子不需有很大的科研元素，但亦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例如日本、英国、台湾及韩国等国家的社会创新企业发展逢勃，有不少创新有力的社会项目，例如台北市的公共财政预算规划，让居民参与政府开支规划；英国的 Unseen Tour 让露宿者成为城市导游；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渟推动“共享城市”，建立官员跨界议政集思营；日本更有企业只用树叶就解决社区长者的生计问题，这些案例都意味着社会创新的关键不在于技术，而是在于管理者的思维。

首先，已有不少人对香港的法律作出批评，认为它未能跟上现时的社会创新发展。这个说法，我大致同意，因此，我也不作出太多评论。但是，有几点观察我想在此补充。

香港法律追不上社会创新的步伐是显而易见，但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文化及价值观更是落后于人。社会创新讲求的是冒险突破，但香港人讲求和谐稳定，大多都只求一份安稳的工作；社会创新要求突破传统，但香港政府仍然是保守因循，解决问题的套路也来来去去那几招，甚至不敢开罪特权财阀；社会创新讲求的是创意敏锐，但香港的教育仍是填鸭考试，专磨去年轻人的独特个性。社会创新讲求众人合作，但香港人重视私利竞争，喜好争名逐利，欠缺社会使命和创新的解难思维。

犹是观之，什么的人反映出什么的社会。要香港发展社会创新，可能是水中花镜中月。因此，笔者认为社会创新的落后，主要问题不在于法律，而是在于人心。政府执意发展 smart city，可预见受惠的未必是广大的基层人士，而最终，智能城市的社会创新最终恐怕成为权贵们的专属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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