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0年】7.1回归宝宝见证香港被融合　本土特色渐失

今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1997年共59,250婴儿出生，部分做了最后港英时代宝宝，部分做了回归后首批宝宝。在当年7月1 日出生的Sofie正在南半球留学，她说回归以来最大变化，是在中港融合当中，香港要为内地人作出改变。另三位受访的97代青年，对未来都偏向负面，而2014年雨伞运动，对他们影响深远。

7.1宝宝：Sofie

Sofie今日踏进20岁，在纽西兰留学的她，却对回归这个日子不以为意。

Sofie在应考文凭试过后，负笈纽西兰修读兽医，在当地结识了不少朋友，倾谈时总是少不免谈起香港，“他们有时会叫我介绍香港的新特色、好去处，但我一个也说不出来！”相反台湾和韩国的留学生，总能滔滔不绝介绍家乡的新事物、独当一面的文化，而自己的却没什么可炫耀。这种相形见拙让Sofie进入负面的思考漩涡––––究竟是时代走得太快，还是香港追得太慢？她不清楚。

元朗好像是为内地人服务

Sofie每年也会回港，她直言对成长的社区却日益陌生，元朗多了许多内地人，药房、金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好多细商场都改头换面，好多店舖卖奶粉，好像是为内地人服务”，令她感到最可惜的是小时候一些屹立在元朗的小食店已不复见。她认为旅客来港有利香港的经济及旅游，“内地是想做到中港融合，但融合应是一人一半，但现在是夹硬要香港为内地人作出改变，这不是对等的交换的，为什么要消磨自己的本土特色？”

雨伞运动

Sofie有经历雨伞运动，但没有因而成为社运份子，她直言连旁观者也扯不上，“当时母亲很支持学生及年轻人，所以便带我和弟弟去中环走走，想我们一起关心社会，但我们都不是太投入。”她坦言自己比较懒，所以不太热衷时政，“那并不是一无是处，虽然实际上伞运做不到什么，但至少让政府知道港人有诉求。”

港英时代最后一代宝宝：港大学生会会长黄政锝（1月29日出生）

1997年，香港回归但港人身份却更见迷失，黄政锝参选学生会时高举本土派旗帜，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跟“中国人”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既然身于斯长于斯，理应守护自身的利益。

记者问他如何看待香港前途，在他眼内，20年前发生的只是主权移交，英国将香港交到中国手上，“不论是1980年代，抑或是今时今日，当香港人说自己是香港人时，总是饱受批评，不能自己话事。”他苦笑道，香港的自主度没大众想像中那么高，今天的政府对中国负责，而不是对港人负责，“不要被中共的一套说法蒙闭了自己，如中国会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基本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等，但我们不能麻木去相信，否则便会卷入不合理的dogma（信条）之中。”

雨伞运动

黄政锝说是人生转捩点，在伞运之前，他虽曾在中学担任学生会干事，那时自己是政治冷感的人，不会参与任何社会运动，但那87枚催泪弹，唤起了他对社会的热忱及责任感。当时参与伞运，并不是有独特的个人见解，只单纯觉得“一人一票选政府”这件事是正确的，而他走上街头是为了这个正确的诉求有朝一日能在香港实现。

黄政锝认为，今天大家感到泄气迷惘、不知何去何从，是因为近年的游行示威、甚至在街头与警方抗争、肢体冲突均是失败收场，而且抗争成本愈来愈高，“一些在旺角冲突现场被捕的人士，他们的判刑其实不轻，要两、三年起。”即使自己是学生会会长，众人期望领袖能带新想法给大家，“但我必须承认，接下来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但他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纯粹因为想不到做甚么，而甚么也不做，“要keep doing what you are doing in the past，继续做自己相信的事。”

回归后社运宝宝：萧翠萍

萧翠萍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二年级学生，是“工学同行”成员，由关心校内劳工议题，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开始投身工运。“当初朋友叫我帮手做劳工调查，那时甚么都不懂，但渐渐发现原来好多工人活在不公义的处境下，于是想帮助他们；加上组织内的人与我理念相近，于是我们便一拍即合。”

在她眼中，回归20年来，香港最大的变化，是言论自由渐渐褪色。例如在雨伞运动中，示威者被镇压、秋后算账；铜锣湾事件中，李波“被失踪”，更直接冲击一国两制。然而港人的政治意识渐渐提高，“大家都清楚自身处境，所以渐渐出来争取民主自由。”但她认为在争取民主过程中，不应排拒建设民主中国的理念。“如果可连结更多人争取民主，争取民主的力量会较大，将有利推动本土民主。”

雨伞运动

萧翠萍认为伞后社运退潮、政改失败，香港政治发展停滞不前。在她眼中，现时政治发展困局源于双方互不聆听。“本土、黄丝、蓝丝本身都有一套很强的信念，彼此都想说服大家，却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另一个原因，是彼此立场先行，让大家欠缺对话。假如要推进民主，大家就必须聆听和对话，“民主就是一个商讨的过程，并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假如做不到求同存异，这种民主就没有意思。”

回归后首批宝宝──Jess（10月25日出生）

Jess为浸大新闻系二年级学生，仍然19岁的她，直言对港英年代没有太大印象，“我知道罗便臣道、麦理浩径等街道和行山径，都是以过去港督名字命名，但对我而言只是一段历史，没甚么感情、感受可言。”

对她而言，记忆都在回归后。文凭试后Jess成功考入浸大新闻系，但却发现香港新闻自由却始褪色。由铜锣湾书店事件、多间传媒落入内地人手中，令Jess对未来前景感到失望。“最难挨的不是工时或工资问题，而是政权渐对传媒出现敌意，导致新闻自由愈来愈少，记者没有空间报道事实，这是我最害怕的事。”

记者问她有否期望社会在政府换届后走出被撕裂、打压的困局。她只是苦笑：“我也希望可以，但现实却告诉我，情况没有最差、只会更差。”

雨伞运动

梁振英任内社会动荡不断，政府民望直线下挫，她认为最主要是2014年发生的占领中环行动。Jess忆述，占中时她正备战应考文凭试，未有亲身参与占领，但看着电视机、报纸和网上一幕幕的警民冲突画面，燃点了她对社会现况的不满，“我印象中的政府，会与民众讲道理、诚意，但现在我却没有感觉到。”

“市民向政府表达诉求，令我愤怒的是，事实却被丑化成反中乱港，不断遭舆论机器扭曲。”这种愤慨促使Jess志愿从事传媒工作，“小时候我想做一个社工，扶助弱势；现时我想做一个好记者，为社会报道多一点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