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势力狭缝中的“国家”

梵蒂冈是当今少数尚与台湾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近年一直有传梵蒂冈有意与中共建交，除了响起台湾的外交警号外，也意味着这个全球最多人信奉的教会，再次试图进入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本文原载2017年6月19日《香港01》周报第65期B08版，按此订阅周报）

天主教对香港人而言并不陌生，它是香港第三大宗教，香港教区更是天主教于亚洲其中一个重要教区。日常生活中，香港有不少天主教会学校，当中不乏传统名校；而像“明爱”等组织更是有名的慈善机构。但是，不少人对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并不熟悉。梵蒂冈所代表的并不仅是细小的梵蒂冈城，亦是全球十数亿的天主教徒。

不少人知道梵蒂冈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国土只有0.44平方公里，仅比中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筑面积大少许，四周完全被意大利首都罗马包围。虽然梵蒂冈城国有法律上的特殊地位，但实质拥有外交等主权的实体，是教廷所在的罗马宗座（Sancta Sedes）。由于天主教教廷大部分的中枢部门都位于梵蒂冈城内，故在一般论述提及梵蒂冈时，会跟圣座的身份混同。严格而言，教廷本身才是天主教的宗主，梵蒂冈城国只是宗座所合法领有的一块领土。当然，现时这两者几乎相等，但历史上教宗国却是意大利内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

在混乱时代诞生的教宗国

自从罗马康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将基督宗教合法化，基督宗教迅速由原本的地下组织转为合法教会。380年的《帖撒罗尼迦敕令》更将基督宗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上至皇帝本人，下至人民，整个罗马帝国都必须信奉基督宗教。而教廷与其他宗教一样，受惠于此而拥有大量土地和财产，为其发展成国家提供了实力基础。

正当基督宗教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支持其合法地位的罗马帝国却正步向衰亡。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意大利即进入无政府状态。而自西罗马灭亡，一直至意大利于1871年完成统一为止，意大利一直处于分裂局面。虽然曾经有人号称意大利国王，但却未有一个政权实际上能全面管治意大利半岛。历史上就以“意大利只是个地理名称”来揶揄意大利长期处于政治分裂而不能统一的局面。

正当意大利一片混乱，罗马教会也借机扩展势力。在政治近乎真空下，教廷顺理成章地成为意大利中部最大势力。由于教廷与其宗主国东罗马帝国交恶，它必须亲自对付意大利北部伦巴底人的威胁。但教廷的外交手段既没有成效，751年拉文纳更被攻陷，以致教廷被完全孤立。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教廷转向当时西欧最大势力法兰克王国求助。法兰克国王丕平三世视之为良机，立即挥军征服伦巴底人。丕平保证了教廷在意大利中部的领土（后世称为“丕平的奉献”），而教廷自此成为独立的教宗国。在往后的千余年间，基本上教宗国的面积也未有大变动。

教宗国的诞生可以算是混乱时代的产物，而其存续也是时势所致。由于“丕平的奉献”这道免死金牌，基本上欧洲大陆没有人敢打教廷主意。教廷更为丕平的儿子查理加冕成为“罗马皇帝”，确立法兰克帝国为“新罗马”。法兰克帝国最强盛时控制欧洲大部分地区，基督教会也变相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这种安稳一直维持到1517年——马丁路德在这年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而开启宗教改革的序幕。宗教改革获得当时不少对罗马教会敢怒不敢言的各国王公贵胄支持，于是不少地区开始脱离罗马教会，成立自己的新教会。

为了应对此挑战，教廷又再次向其保护国神圣罗马帝国求救。为此，神圣罗马帝国为首（日后转为西班牙）的罗马教会保护者与当时英国为首等新教支持者爆发了百余年断断续续的宗教战争。宗教战争最后以和解收场，新教地位得以确立。今日通称其为“基督新教”，而罗马教会则称为“罗马公教”或是“天主教”。不但罗马因为战事受到严重破坏，教廷更在欧洲大陆失去不少影响力。

教宗国的诞生与存续，实为国际形势所产生的巧合，是故教宗国最终亦难逃时代洪流。法国大革命后，近代民族国家的浪潮如雨后春笋，意大利也兴起了统一运动。教宗国因有法国长期的保护得以坚持，但随着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无力再驻军罗马，最终罗马于1870年陷落，意大利完全统一。教廷亦于1929年正式承认教宗国灭亡，并以梵蒂冈城国为新的教宗领地，一直维持至今。

超越政治界限的“国家”

除了教宗国之外，欧洲史尚出现过不少因独特原因而成立的神权政体国家。其中因十字军东征而兴起的三大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德意志骑士团）更曾经盛极一时。但是随着历史环境变迁，骑士团皆慢慢成为过去。圣殿骑士团的下场最为悲惨，自从十字军失败后，其团员多被迫害致死，财产也被没收，最后教宗在法国的压力下更取消骑士团号。

而条顿骑士团活在波兰和俄罗斯的势力夹缝中，最终只能臣服于波兰，最后一任团长只能无奈地将教宗所封的骑士团号归还。唯一幸存的圣约翰骑士团则一直保有地中海上的小岛马尔他到近现代。讽刺的是，由于它一直在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前线，才免于被其他基督徒“弟兄”所吞并。18世纪，马尔他被拿破仑征服后，骑士团失去了马尔他的主权，现在实际管理的只有位于罗马的马尔他宫。这些国家的成立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但最终多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然而，教廷此“国家”并不局限于一般所认知的疆土概念，它的意义绝不止于以往的教宗国，也不止于今日的梵蒂冈城。教廷的生存之道，在于其能够巧妙地游走于世俗与宗教两个领域之间。在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中，教廷是所有教会的宗主，教会不但拥有自己的财产，也不用向君主缴税，更可以在国家之外对所有教徒收取“什一税”。司法上，教会更享有独立于世俗法的教会法，可以召开独立于国家以外的教会法庭进行审判——著名的圣女贞德就是因教会审判而被烧死。

在中世纪欧洲信仰时代的高峰，教宗及教廷权力有超然地位：例如《教宗训令》（Dictatus Papae）中记载“诸侯应当亲吻教宗的脚”及《唯圣谕》（Unam Sanctam）中强调“教会以外无救赎”等更是标志性。

中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迅速的世俗化以及欧洲各国之间愈趋中央集权，教廷在各地财政与司法上的特权也被取消，甚至教宗国也退出政治舞台，但教宗还是全球十数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时至今日，教廷仍然保留一项重要权力——主教任免权。中世纪时，主教任免是视地区而定。虽然《教宗训令》规定教宗是唯一可以任命主教的人，但是在很多王权高涨的地区（如英国），实际上仍是由君主自行任免或干预主教选举，以令其合乎君主的个人利益和目的。

直到19世纪中叶，教廷才能真正全面任免各教区的主教。教廷在1917年的教会法中，重申教宗对主教的任免权，更在往后半个世纪中渐渐收回所有任免权。教廷虽然放弃了千年以上的世俗权利，退出世界的政治斗争版图，却同时将重心放回其特殊的宗教地位上。就像《教宗训令》所说，教宗是普世的。天主教在全球多个国家盛行，也在各地设有教区管理各地教会和信徒。有异于其他宗教组织，天主教组织严密，世界各地天主教教会都会尊罗马教会及教廷为宗主。换句话说，“主教任免权”是教廷与教宗的权力体现。由于天主教群体遍布世界，各国也就必须与教廷建立沟通机制──即建交。所谓的建交，就是双方同意教廷在宗教事务上可以运用其权力。这种跨越疆土界限的任免权，造就今日教廷在世界舞台的地位。

假若回顾梵蒂冈的历史，我们将更明白，作为国家生存于各大势力之间，相当艰苦。独立主权与国际社会承认不可二分。天主教教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十数亿的信徒，才勉强发展成“国家”，获得国际认同，实属不易。圣伯多禄广场聚集的群众，反映了梵蒂冈超越国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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