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浮世绘】画家Perry Dino一支画笔踏前线　画布沾上了催泪烟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示威游行不断，7月21日民阵发起的游行开始前，在游行路线终点附近、放满了一排摄影机的柯布连道天桥上，唯独有一处架上了画架。站在画布前，Perry Dino调好了油彩，手执画笔，画的是天桥前方景物。“我现在就像导演一样准备布景，布景准备好了，演员就可以埋位。”他用画笔沾了沾黄色的油彩，涂在画布上的斑马线，续道：“我是负责创造一个画面，这画面是凝固的，当中的模特儿我用多少钱也请不起，在几秒内就要捕捉到。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一会儿会发生甚么事，这是最刺激的地方。”他一边画，一边吸引到不少人好奇的人打量，甚至拿出手机，拍下他的作品。至游行尾声，一幅油画虽然未告完成，但仍能看出画布上人头涌涌的示威场景。Perry Dino是一位纪实画家，每有示威、集会、社会运动，他定会背起画箱、画布，到现场纪录，不少人或许都见过他作画的身影，而自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风波开始至今，他已画了逾十幅关于这场社会运动油画。绘画社会运动场面至今已七年，他说自己肩负着纪录历史、香港民主进程的重要任务，既无悔，亦是荣幸。“时代到了，我就做这件事。你如何猜想到那么老套的油画，竟会是在现场绘画？”他笑笑，以艺名Dino的谐音反问：“不是‘癫佬’怎么做？”摄影：李颖霖

新城市半小时内变了天

要纪录示威游行并不易，不但要在挤逼的环境中找到一个无人的背景，还要看附近有否警岗线、记者肯不肯让位，而在兵荒马乱的冲突场面发生前，就要收拾好工具离开，“因为要保护好画作，很难再重来，像7月14日沙田区游行，我在新城市广场去了一趟洗手间，没想到过了半小时，那里就变了一个危险地方。”Perry说。

边画画边食催泪烟

从4月底首场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已举行的游行起，Perry一直跟进着整场运动的发展，至今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6月12日民间发起“三罢”活动时，警察于金钟施效催泪弹驱散占路示威者的画作。当天他致电任教的幼稚园，表示自己将响应罢课时，他正站在天桥上作画。“对方在电话里听到‘撤回、撤回’，画画期间其实已嗅有三次催泪烟的味道。”当时身上并无任何防具和口罩，令经过的人都担心他的安危：“画着，有两个年轻人走上来，说：‘画家，这次你真的要走了，我想速龙一分钟就冲到上来！’”

画布沾上催泪烟

Perry清楚记得自己心跳开始加速，逃离现场的人龙塞至海富中心天桥尾，有物资站人员拿物资上天桥，有十多岁的女生在旁哭着。他一边撤离，身旁一直响起发射催泪弹“嘭、嘭、嘭”的声音，“入到海富中心、港铁站，附近就爆了一个催泪弹，今次‘中晒’。之前三个(催泪弹)都忍受到，但今次我全中，眼水、鼻水模糊。当我出海富中心时是很感动流眼泪，我觉得雨伞运动回来了。”说完，看着当天画的画作，他续道：“这幅画在现场应该至少“享受”了4次催泪烟。未来科技发展，应该会验到当中的催泪烟化学物质。我觉得世界上不是有很多画有催泪烟，这是颇有代表性的事。”

一切由D & G事件开始

走入Perry Dino的画室，百多呎的空间塞满了多幅画作，只留下窄窄的通道和刚好够他一人作画的空间，“有逾百幅吧，我也数不清画了，稍后可能还要另租一个地方作储存。”90年代从理工学院毕业后，Perry从事广告行业14年，直至女儿出生，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他毅然转职成为视艺科老师。有了幸福的家庭、教职，生活本来应平稳，但2012年的D&G事件，为这七年份的纪实画作打开了开端。

“当时D&G不让港人在橱窗拍照，只让内地顾客拍照，这件事触动了我，觉得‘咁都得？’”不止是Perry，当时不少香港都为事件感到愤慨，甚至有网民发起到店舖门前拍照的行动，以表不满，而这行动亦令未曾试在市区写生的Perry产生兴趣。 当天，逾千市民响应到场，Perry忆述自己站在广东道对面一间银行的入口，当个安全的旁观者，简单地架起三脚架，画下当时情景，一画便是一整天：“上巴士时发现自己的双手很脏，但内心很开心、满足感。”

悔恨八九年没参与百万人游行

D&G事件只是一个开端，令他认真对待纪录社会运动这件事的契机，发生在2012年6月4日。那时，他任教的学校正向学生播放了六四事件的片段，亦打开了的那份潜藏在Perry心中20多年的内疚。“我就站在礼堂的最后面，学生全部背向我，我黯然落泪。这触碰了我多年来不敢碰的题目。”他慢慢地说着。

首次出席六四烛光集会后　开始不停画社会运动场面

八九民运，香港人走上街头，声援示威群众，百万人游行当天，仍在学的Perry却须交功课。“最后理性击退了感性，我留下来做功课。”然而，交了功课后，教授称六四是国殇日，延迟了交功课的限期：“是很内疚，心里想哭，为何不去（示威）呢？那时香港首次有逾百万人示威，我就躲了起来。只为了功课。”廿多年后，这份内疚感一涌而出，令他萌生纪录当天晚会的念头。“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六四烛光集会，原来现场很暗的，肉眼判断的颜色是全都错了，结果我画的人像黑猩猩一样。”那晚过后，Perry形容自己像是“玩出火”，开始不停画社会运动的场面。

以画纪录历史让女儿知道

和不少中年人一样，50多岁的Perry出身很寒微，在徙置区成长，他坦言自己以往政治冷感，只想读好书、找份好工作，改善生活环境，但多年过去，看着现今的政治环境，他总带着一份对年轻人的愧疚。“作为成年人，我要向年青人道歉。”他说着，本来平淡的语调稍显激动：“是我们当年把关不好，放了一个不好的政权下来，草草过了关，令年轻人现在的生活变得困难。”成了两女之父，他更觉纪录历史相当重要：“我很想两个女儿知道，爸爸当年那么傻走出去，称呼自己是“癫佬”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告诉她们，弥敦道、金钟曾有人露营，以及他们这样做背后的原因。”每每有示威活动，Perry总会把场面画下，他视这是一种无声的抗争，但可以的话，他说其实并不想画如此多示威画面。

望有真民主后可将画作捐出

画下的画已逾一百张，他深信画作对后世具有价值，而这种价值并非在金钱上体现：“可能香港民主去了一个地步，有一间“民主进程展览馆，我就可以捐大部分的作品出去。”

然而，纵然他并非勇武地站在抗争的最前线、只是和理非地画画，但他总担心用了自己的真名作画，会无法过关到内地买画布，又担心画室的地址会曝光：“她都不一定是安全，我就最怕被破坏，或是卖走了去到一个不明身分的手上，之后就将它毁灭。”在强调法治、安全的香港，以往有这种担心，或令人觉得只是杞人忧天，问Perry为何有此担心，他也不太说得清，但这或许就是现时社会氛围为人带来的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