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揭逾六成基层妇女疫下须停工照顾子女　社协促增加托儿服务

疫情下不少学校都一度停课或进行半日授课，不少在职基层妇女只能选择暂时停工照顾年幼子女。为了解疫情下基层妇女的就业及照顾情况，社区组织协会进行了3项调查，结果发现逾七成课余托管机构曾因应疫情而暂停服务，亦有逾六成的基层妇女为照顾子女而停止工作，令家庭整体收入锐减。社协认为现时托管名额及资助额明显不足，促请政府增加相关名额及完善托管服务，正视基层妇女照顾者的需要。

疫情下基层妇女就业及照顾情况研究由社协于去年7月至今年3月期间进行，以网上问卷及电话共访问200名基层妇女、72间小学课余托管机构及26间深水埗托管中心。调查发现，在疫情高峰期学校需停课时，有75％受访的小学课余托管机构暂停服务，单在深水埗区已有近九成的小学课余托管中心及全数暂托幼儿和学前儿童课余托管服务需要暂停；分别有49%和48%受访者表示平日使用的幼稚园和小学托管服务亦暂停，令他们无所适从，逾六成受访妇女指出为了照顾子女而需要停止工作，影响家庭收入。

接近全部受访照顾者承受“高负荷”压力

由于基层妇女多从事餐饮及零售业等受疫情打击的工种，近半妇女受市道影响下失业，即使有工开，亦面临工时大减的情况，每月平均收入比以往大减约一半。除了经济上有压力外，疫下妇女平均照顾及料理家庭的时间激增，由以往平均9.3小时上升至13.3小时。99.5%受访者的照顾者的负荷指数更超过7分（13为最高分），平均达12.7分，反映她们照顾家庭及子女时承受“高负荷”的压力，主要为处理子女情绪、跟进子女功课及温习和协助子女上网课等问题。

妇女寻找托管服务艰难

育有两个孩子的何女士是单亲妈妈，以往从事上门的家庭助理工作，惟在疫情下，两个孩子停课或留在家中上网课，需要有人留在家中照顾他们。何女士随即寻找托管服务，希望能兼顾照顾子女及外出工作。然而，坊间的托管服务名额少，何女士一直未能找到相关服务，最终只能向学校求助，学校却回复指未能提供托管服务，只能短时间让小朋友留在校务处，让家人稍迟接走孩子。

苦无办法之下，何女士只能选择自行停工，以往仅有的4,000多元收入亦随即归零，现时依靠综援度日，“如果有亲友、邻居帮手照顾到，间中都会去工作，但收入大不如前”。何女士亦希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力更生，不用申请综援，但由于托管服务欠奉，她一直只能从事较弹性及薪金较低的工作。

基层无力负担坊间付费托管服务

Candy在疫情后，便开始全职照顾女儿，她透露过往曾轮候托管服务多年，8岁的大女儿幸运地排到社协的托管服务，但4岁小女儿即使排到坊间的托管服务，Candy亦未有使用。她解释指，相关的托管服务需要20元一小时，但她工作的时薪只有约40元，意味一半薪金将会用于托管服务，“到底我做嘢定唔做嘢好？自己照顾唔到，但又揾唔多”。她希望当局能向基层妇女提供更多资助，让她们能选用托管服务，全心投入工作，增加家庭收入。

妇女照顾者成子女角力和事佬

余小姐育有两名子女，她在疫情前从事餐饮散工，家庭总收入达2万多元，惟在疫情下，因庇护工场停止开放及停课，她需要留在家中全天候照顾有智力障碍的大女儿及就读高中的小女儿。现时一家四口的经济重担落在从事三行及维修的丈夫身上，“一个人揾钱，四个人用”。加上大女儿时常在家中不受控，与小女儿经常吵闹，余小姐亦要充当和事佬，她形容情况“睇少眼都唔得”，家庭及经济的情况亦令她压力倍增。

社协：现时托管名额及资助额不足

社协副主任施丽珊批评政府目前只提供6岁以下孩子的托管服务，惟托管名额及资助额不足，疫情下这些服务更一度暂停，再度揭示基层妇女对这类型服务的急切需求。她认为政府应尽快检视及制定儿童照顾者政策，例如按地区需要增加各类托儿服务的资助名额及完善托儿配套等，以支援基层妇女出外工作的空间及减轻他们照顾家庭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