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经管｜人才得失与香港前景：领英社交资料佐证

作者：关颖伦（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邓希炜（港大经管学院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王柏林（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助理教授）

近年，不论香港特区政府、商界或媒体，对于人才流失的负面社会经济冲击，均大表关注。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不讳言，雷厉风行的新冠肺炎防控措施触发“无可置疑”的人才流失。因本地政治动荡以及香港居民申请入籍英国的新途径亦加速了人才外流。这个大前提意味着人力资本流失，带来不同社会和政策问题并可能损害香港未来的成长。

首先，连串问题油然而生：所谓人才流失，是否真有其事还是夸大的问题？离港他去的一群，是否人力资本最强的人才？迁移者是否大都落户在亚洲区内的香港劲敌，例如新加坡？人才外流是否经由跨国公司安排？人才流失是否已被人才流入抵消？人才流动对香港的竞争优势又有何影响？

本文根据专业人士网络平台LinkedIn及特区政府的数据，对香港人口结构和经济前景的变化作出评估。结果发现香港在面临人才流失之余，人才流入量亦甚高。相对于离港人口，来港人口年龄较大，教育程度较高，但在全球人脉网络和种族多元程度方面则有所不及；其中又以来自中国内地者居多，来自美国等地者亦有。整体而言，人才流失之说未免以偏概全；事实上，相比于其他主要大都会，香港对环球人才依然极具吸引力。

从LinkedIn数据看2019年后人才流失与人才流入状况

为评估人才流动，笔者集中研究在新冠疫情前后都有可识别地点和职位的LinkedIn用户，样本中包括疫情前后曾经到过香港者（见附录）。

出乎意料，笔者发现，根据LinkedIn用户社交资料计算，来港人数竟较外流人数为多。整体而言，疫情期间留在香港的LinkedIn用户共计255,911人，来港有31,835人，离港则有26,836人。换言之，香港近几年来既有人才流失，亦有人才流入。

近期香港外流的LinkedIn用户以年轻人为主。【图1】（左方格图）标绘出LinkedIn数据中各年龄组别流入香港的净迁移比率；右方格图则根据Revelio Labs的职业/职位水平模型，标示相对其估计年龄位居高薪要职潜力较高者的净迁移比率。观乎整体以及相对优秀的人才群组，在较具经验及较为年长的组别中，笔者发现本港一直有净人才流入。

流入香港的LinkedIn用户教育水平较高，但国际化程度较低。【表1】显示，在LinkedIn拥有社交资料的外来移民，平均而言，其母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名次高于离港者，而且差幅在统计分析上意义显著。然而，在组成方面，人才库多元化程度较低，本土化程度反而较高，估计其中非亚裔的比例已减半。基于多元化程度固定不变，同比龄来计算来港人士的联系人数目，以推算个人联系网络的整体大小（年纪愈长，联系网络愈大）；结果发现来港者的网络较离港者为小，而且差幅在统计分析上意义显著。

【表2】显示流入香港的LinkedIn用户从何地而来，以及离港者前往何处。来自美国、中国内地、印度的人口净迁移量以及向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人口净迁移量均偏高。尤其瞩目的是，来自美国的净流入量看来不但呈现正数，而且人数最多。来自中国内地的人数实际上理应更多，不过内地人较少使用LinkedIn而已。

高学历人才方面，具哲学博士学位以及世界首50大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或硕士学位者，亦流失至新加坡和英国，但流失总数已由来自中国内地和美国的人才所抵消。整体上香港高学历人才总数录得净增长。

特区政府人口数目及出入境数据

本研究选用LinkedIn用户为研究样本，同时采用特区政府的数据，作为以上分析的补充。笔者首先证实香港确实出现显著人口流入；根据最新数字，新冠疫后人口急升。尽管人口由2019年底高峰期的752万降至2022年中的735万，至今已几乎悉数回升。截至2023年中，香港人口总数为750万（【图2】）。

有关数据亦力证来自中国内地人口流入量实高于LinkedIn数据所示。2023年1月至9月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发出约共10万张工作签证，远较2022年的38,559张为多。人口流入激增原因之一，在于为应对人才流失而实施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高才通计划），为世界顶尖大学毕业生及高收入专业人士特快批核在港就业许可。截至2023年7月31日，共有30,183人通过此项计划来港工作，其中来自中国内地者占94.6%。

“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名额亦已大为扩充。根据入境事务处数据，2023年上半年，共有7,022人透过该计划获批来港，其中98.3%来自中国内地；2022年则仅得2,845人获批来港。

跨国公司是否大量流失？

与一般人的想法相反，跨国公司并未大规模撤离香港。从LinkedIn的数据可见，设于本港的跨国公司总数未有减少。【图3】集中展示新冠疫情之前，在至少3个国家或地区聘有雇员的公司。出乎意料，在香港跨国公司任职的LinkedIn用户大致上有所增加。

【表3】显示公司内部调职有助于雇员移居香港，因为离港移民者亦已离职。不少外来人才正好通过公司内部调职而来港发展。

根据政府数据，非本地公司在香港劳工市场的重要性亦没有减少。2018年，香港就业人口约有16.9%受雇于非本地公司；2022年的比率则为17.3%。

然而，正如【图4】所示，本地跨国公司的组成则已出现变化。2018至2022年期间，设于香港的美国和日本公司地区总部分别减少17%和13%。同期，内地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则大约增加27%，足以抵消美、日公司地区总部的减幅。

香港能否保持国际化和高技术水平？

香港的人才库依然强大，并具国际竞争优势，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而言尤其如此。笔者在【表4】胪列LinkedIn用户的教育程度及其母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平均名次，从而衡量城市的人力资本，然后按此将选定的16个城市和国家排名，发现香港足与全球各大城市比肩，而人才库亦较北京、上海、深圳等内地城市强大得多。

再者，在香港居留的外籍人士数目未见减少。根据人口普查数据，香港的外籍人口数目在2011至2021年期间，由485,000涨至593,000。同期，除了外籍家庭佣工，香港的外籍人口由185,000增至254,000。

反观近10年来，内地城市的外籍人口却长期持续减少。2010至2020年期间，来自外国以及香港、澳门、台湾三地居于北京的人口总和，由107,000人下降至63,000人，跌幅高达42%。上海的对应数字则由209,000减至164,000，减幅大约18%。

由此可知，香港远远抛离国内其他城市，成为最国际化的中国城市。鉴于2020年内地的外籍人口总数只得846,000，香港一地的外籍人口已占此数7成左右，而全港人口却仅占内地人口0.5%而已。

人才流动的引擎何在？

研究结果发现的迁移模式，有以下3种动力泉源。第一，香港民情对与内地经济融合的政治抗拒有所纾缓，自从2019至2020年间发生的社会事件以来，对输入内地技术人才已远较以往开放。特区政府已宣布多项大计，在新界兴建房屋，借以加强与深圳企业的联系。香港各大学的非本地生学额亦即将倍增。

其次是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放缓。由于地缘政治重新调整，加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因素，外国对中国的资金流动已大为减少。内地中产阶级日益倾向将资金和人才配置投放于资本回报与工资均较高的国际市场。

动力之三在于海外华人正面临愈来愈紧张的地缘和种族关系，在美国尤其如此。这有助于促使部分海外华人移居香港。

香港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政策相对严厉，或也许是另一动力泉源，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防疫严格，以策万全，也许会吸引关注健康风险和因公共服务停摆而造成干扰的一群来港，亦也许会令为求摆脱限制的港人离去。疫情肆虐之际，香港在防疫措施方面虽较内地宽松，却较不少西方国家严格；由于至今仍未经周全完备的分析，难以确定相关影响。

人才流入对香港经济有何影响？

外来人才应有利于本地经济，目前已有迹象可见，能为不同行业带来需求，包括入读本地学校的内地生持续增加。大学邻近地区如坚尼地城租金已水涨船高。本地中小学亦录取较多新来港的内地学童。在利率趋升的背景下，本港银行及保险业产品需求有增无已。

人才流入或同时有利于促进商业蓬勃发展，并增添创新动力。举例来说，内地龙头外卖平台美团就锐意在香港市场大展拳脚。本港市场规模有限，内地企业南下发展向来无利可图；然而，内地市场发展已达饱和，整体增长疲弱，以致各大企业纷纷将投资与业务扩展至香港，为进军国际市场铺路。

政策建议

总的来说，本文数据显示，香港在面临人才外流的同时，亦迎来关键性人才流入，足以产生互相抵消的作用。有别于过去20年来港的低技术移民，今日的外来人口以技术人才为主，其中胸怀国际视野、抱负远大者大不乏人。这类新移民将发挥驱动香港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强化特区作为内地家庭和企业进军海外市场门户的角色。疫情既已消退，鉴于这类人才对经济前景至关重要，香港宜加倍努力加以挽留和招徕。

首先，有关当局可运用和整合各类行政及企业数据集，监察劳动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而改善政策设计，并对站不住脚的失实言论予以驳斥。正如本研究显示，已知数据与香港正长期陷入人才凋零困境的广泛悲观论调背道而驰。虽然数据表明总人口中亚裔占比日增，但香港仍继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化移民，而近年来整体人才库的技术水平看来更有所提升。

其次，香港可考虑制定挽留年轻一代的劳工政策。在有关数据中，笔者发现青年属移民意欲最高的社群，皆因大多社会地位未稳，而事业发展仍在探索路上，难免对未来感到困惑。为减少这类外流移民，特区政府不妨以挽留这一社群为长远目标，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提供持续进修津贴或海外奖学金，条件为必须在进修后回港工作。

附录：数据及样本构建

本研究项目的LinkedIn档案由Revelio Labs公司搜集所得，该公司专门从事有关工作人口公开数据的搜集和汇总，借此建立全面的就业记录数据库。其他学者根据Revelio数据集所发表的研究论文有Baker et al.（2022）、Cai et al.（2022）、Charoenwong et al.（2022）、Liang et al.（2022）。为切合本研究的主要样本所需，笔者构建出一个“个人与时期”面板，然后透过用户在其社交资料或时间点的职位地点（例如：甲某在乙公司任职，标示为身在香港），而抽取所有曾经在港的用户。用户的社交资料都有标示地点，但往往并不将地点与职位挂钩。要断定用户所在地点，笔者假设职位地点（若有提供）较社交资料地点为可靠。

上述数据虽然包含有关移民人口特征的详尽资料，但其中仍有部分偏差值得留意。一、资料并非实时更新。笔者从2023年10月起截取相关数据，但用户更新社交资料时有延误。延误期一般多长难以得知，据Revelio公司所提供的非正式估计，延误期可长达数月之久。二、用户数据因分不同时段抽取，或未能每次都取得LinkedIn所有用户的档案。三、用户或会以错误资讯或延迟更新的资讯来更新其社交资料。Revelio虽已试图采用机器学习模型，剔除滥发资讯的社交资料，但一如所有机器学习模型，其效用未必完全准确无误。四、基于国家的审查规则，而本地竞争公司亦渐多，来自内地的移民使用LinkedIn机会较低，以致难以与内地城市作出基准比较。五、从事高技术职业的人口较多属LinkedIn用户，本研究样本搜集所得的技术人才难免偏多，笔者于是采用特区政府相关数据，作为佐证。

港大经管学院1月发表《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4》，由港大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共同撰写，就多个香港热门议题作出研究分析，并从崭新角度给予政策建议。本文作者关颖伦是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邓希炜是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王柏林是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