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美国“国王”特朗普登基　尽显行政极权与宪政溃败

来稿作者：刘畅

2025年6月14日，盐湖城“No Kings”反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示威现场的枪声，不仅撕裂了和平集会的表像，更暴露了美国宪政秩序的深层危机。当特朗普以“宪法第二条无限权力”为名，系统性地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收归己有，当联邦与州权的博弈演变为“国王总统”对民主制度的碾压，美国正站在建国以来最危险的十字路口。

行政令治国：绕过国会的权力暴走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日均签署1.5项行政令的速度，将“行政令治国”推向极致。他上任首日便签署40项行政令，创下历史纪录，内容涵盖退出《巴黎协定》、废除出生公民权、宣布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等。截至2025年5月，其任期内累计签署157项行政令，远超前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创下的99项百日纪录。这些行政令不仅数量惊人，更突破宪法边界：通过“解放日关税”侵夺国会的贸易立法权，以“反恐”名义限制哈佛大学等高校的国际学生招生，甚至直接干预私营企业的运营。这些举措不仅引发了广泛的法律争议，也严重削弱了国会的立法权。

这种“行政主导”模式并非偶然。从格罗弗・克利夫兰否决国会400项法案，到小罗斯福借大萧条扩张行政权，美国行政权的膨胀由来已久。但特朗普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法律形式主义”为理论武器，宣称总统在行政事务上拥有“排他性权力”。最高法院在 2015年齐沃托夫斯基案中裁定总统对外交承认拥有“绝对权力”，2024年美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在“公职行为”上享有“总统豁免权”，客观上为行政权扩张铺平道路。如今，特朗普的行政令已不再是政策工具，而是“帝王权杖”，将国会的立法权彻底边缘化。

司法失效：从制衡到附庸的蜕变

面对特朗普的权力暴走，司法系统的制衡机制却正迅速瓦解。联邦法院虽发起211起诉讼，叫停超100项违宪行政令，但特朗普公开藐视司法裁决，称法官为“坏法官”，甚至指示FBI（联邦调查局）逮捕威斯康辛州法官，指控其“协助移民逃避审查”。最高法院虽在理论上拥有最终裁决权，但六名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中，已有四位明确支持“单一行政”理论，认为总统对行政部门的控制不受司法干预。

特朗普通过“忠诚审查”清洗司法机构，解雇独立检察官，任命亲信掌控联邦法院，并公开藐视司法裁决。当联邦法院叫停其移民政策时，他宣称“最高法院无权阻止我驱逐罪犯”，并指示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继续执法。讽刺的是，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虽曾裁定“总统豁免权”，但其裁决反而被逆向利用为“排他性行政权”的法理依据。法律学者莎莱夫·罗伊斯曼警告：“法律形式主义正为总统独裁铺路。”更危险的是，司法系统自身的独立性正在崩塌。特朗普政府通过《联邦法官改革法案》，试图削弱法院强制执行判决的权力，甚至在预算案中夹带条款，取消对“庇护城市”的司法拨款。当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被迫公开谴责特朗普“破坏法治”，当大法官索托马约尔警告“政府不遵法院命令将导致宪政崩溃”，司法系统已从“三权分立”的守护者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制度溃败：三权分立为何失效？​​

美国开国元勋麦迪森设想的“野心制衡”，前提是官员优先捍卫机构权力，但如今共和党议员将党派忠诚置于宪法责任之上。国会沉默纵容特朗普扩权，甚至预演算法案中夹藏条款削弱法院执行权；最高法院6名保守派大法官中，5人由特朗普任命，其裁决日益倾向“单一行政”理论，变相扩大总统特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罗·皮尔森指出：“党争已使制衡机制瘫痪，特朗普的对手不是国会或法院，而是整个溃败的体系。”

联邦制同样崩塌。特朗普以联邦武力压制蓝州反抗，未经加州州长纽森同意直接调兵镇压抗议，侵犯州主权。此举动摇联邦制根基，创1965年以来最恶劣先例。纽森怒斥“有种来抓我”，并威胁断供830亿美元联邦税，但联邦法院的临时禁制令迟滞无力，凸显制度反应的滞后与失效。

当盐湖城的枪声回荡在美利坚上空，当特朗普的“国王加冕”阅兵仪式在华盛顿举行，美国正经历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三权分立的崩溃、联邦制的瓦解、司法独立的沦丧，这一切都在警示：美国的民主制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当“野心对抗野心”的机制失效，当“三权分立”沦为“三权附庸”，美国人民需要决定，是否重新唤醒建国先贤的精神，用选票、抗议和法律，捍卫民主的火种。否则，那个“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终将成为自由灯塔熄灭前的最后呐喊。

本文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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