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基层治理：福建某村“空心化”的实际影响

来稿作者：李冠儒

笔者曾到福建省一个离市中心特别近的L村进行考察。它和其他福建村落一样城乡差异严重，青壮年村民倾向到市中心发展。幸而，L村近年旅游业发展一日千里，成功挽留了一定青壮年劳动力。不过，大部份村民都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尽管户口仍在L村，而且有房、有地、被算作常住人口，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从事任何涉及农村的劳动或工作；因此，村干部都很担心L村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内地的农民工制度暂且确保了L村的稳定。香港通识教育教科书普遍将农民工、户籍制度描述得非常不堪；然而，该制度确保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让农民拥有“农村宅基地”——用以建造住宅的集体所有权农村土地。即使他们因为拼搏失败或者其他原因失业，只要愿意回到农村耕作，就不会饿死，社会就能够维持稳定。而既然制度涉及农民的生计，必然会避免轻率的改革。因此，直到现在，村级的会议仍然经常讨论农民工及户籍问题。

村干部们明显意识到，只有挽留青年，L村才能持续发展。可是，目前有好几个发展瓶颈。其中一大挑战是，L村缺乏具代表性的产品。作为宣传工作到位而且有双行道的内地模范村，村干部希望善用现有优势，追求恰到好处而非过多的旅客流量：“L村需要的是少量但高品质的旅客，切忌‘旺丁不旺财’，否则其他村民必然群起反对，村干部的管理威信或被动摇。”这位村干部还提及：“为吸引高质量旅客，要拓展一些产业规模或者进行产业升级，然而，这又不免与越来越严格的土地资源审批限制的要求相互冲突。”

根据村干部的说法，目前在土地管理方面，村庄被严格要求“原拆原建”，即拆掉多少平方米的建筑，翻新时就只能重建多少平方米的建筑。有村民向笔者抱怨有关政策并不合理：“以前的土地，再怎么努力种，都种不完。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咱们国家的农业技术越来越发达，种地的效率也很高！现在，我们自问可以拿更多的地，种更多作物，政府应多考虑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制度也要与时并进！”据说，有些对现状感到不满的村民，曾用一种自以为不会被发现的心态偷偷僭建，例如原本80平米的建筑重建成120平米。

村政府果断透过包括但不限于卫星监控技术等手段去揭露僭建行为，并下令铲平僭建物。有消息称，一般监控系统可自动发送警告到市政府，由市政府转到乡镇政府。乡镇自然有义务严格处理违规建筑。农民往往当面向村干部抱怨，那些老旧规定与“无情”监管，导致自己收入一直无法提高。村干部就因此而抱怨自己身处“热厨房”，既担心“一放就乱”的风险，又明白有关规定确实会限制村庄发展。久而久之，失望的村民黯然离去，落后的村庄也更难吸引青年留下来，遑论吸引高质量旅客，“空心村”的情况不免进一步恶化。有村干部在笔者前感慨：“我们两面不是人，看不到出路，很是头痛！”

L村的另一个挑战是它的规模实在太小，未能批量贩卖代表性的作物。一般来说，不同的村都有各自的代表性作物，例如某些村的番茄、白萝卜等农作物特别清甜，某种茶叶特别受外省欢迎。但若产量不多，考虑到运输成本比较高，自然较难跟近期京东等“电商”达成双赢的合作协定，也就无法进一步增加劳动岗位，必然造成劳动人口流失。

L村还需要面对政策的要求与村的实际情况不匹配的挑战。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家无疑已从“GDP至上”的阶段，迈向平衡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新阶段。然而，目前的保护标准往往都是“可量化的保护”。例如，在乡村施工的许多现代化水利工程，对村干部和村民来说反而“会毁掉乡村风貌”。保护标准强调要满足可量化环保硬性指标包括“扬尘”等，对照的是“城市标准”，而村干部表示自己面临的问题正是“乡村标准”的缺失，也就无法衡量工程对“乡村风貌”会造成多大影响，结果往往只能给出“村民的集体回忆被糟蹋”、“乡村景色被破坏，村民就没有什么留恋，跑到外面去”等等较为苍白的理由去反对部分工程；然而，大部分工程都会照常运行。

本文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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