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俄乌冲突对福建某村的微观影响
来稿作者：李冠儒
在内地考察过一些村落，其中一个就是位于福建省、距离市区很近的N村。N村依仗自然环境与较近市区的优势，成为了非常成功的绿色民宿村。随着村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N村大力发展自驾游、“农家乐”、特色民宿等，村内从事旅游产业的人才，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其中不乏当地大学生，缓解了“空心村”等问题。笔者考察后，发现它即使作为模范村，依然面临许多挑战，而且有不少与国际关系息息相关。
根据N村干部介绍，中国是乌克兰玉米、大麦、葵花籽油的主要买家，但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中国的粮食进口量也一度减少，中央对土地安全、农业安全的重视程度自然大增。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就有“耕地红线”的说法，明确要求某地至少要有特定的耕地面积应用来种植能够填饱肚子的粮食，而该土地不能用作经济作物；不过，以往未必会特别严格地执行有关红线。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为预防粮食危机，自要严格捍卫红线。
除了“耕地红线”中的农作物要求外，“买指标”等现象也被杜绝。福建省本就属于耕地面积相对不足的省份，耕地质量在全国也说不上好，以往常要向其他省份“买指标”——即在A地、B地、上级部门同意的情况下，A地可拨款，让B地的农产物土地面积算到A地的数据中去。这原则上是违规的，但实际上却能让耕地面积不足、质量不高的省份，将有限的土地用于更具比较优势的产业。随着内地严格执行反腐、加强督察组织的职能，“买指标”之风已被有效遏制。以往内地的督查组织，更多是在监督各组织有否腐败，即更关注反腐的结果，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视过程。随着监管趋向严格，结果与过程都要得到重视，各地为避免被揭露存在问题，自然不会冒险“买指标”——所以这是标准化的成果。
部分内地公务员经常提及“明线”与“暗线”这两个词语，实际上这是“管多少”的问题。《新华网》等常讨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等实在是知易行难。上文提及的“买指标”，属于一种“暗线”。正如费孝通《乡土中国》所反映一般，内地乡村自有乡村的规矩，如果完全按照“明线”标准走的话，常驻人口有非常明确的标准，某些长期在外的村民户口，根本不应被计算在内。但“暗线”中，村干部往往选择“只眼开只眼闭”，并不严格按照指标来统计——毕竟让某人失去户口，某人就会失去一些福利；对其他村民而言，也实在没什么好处，只会让某人此后更不愿意回村贡献，不利于村庄发展。所以在“暗线”下，村庄普遍强调“熟人社会”，村民偏向相互“卖人情”，“操作空间”确实很大，较难维持公义。可若严格管理，就意味着没有“暗线”，很容易颠覆村内原生态，导致村民的生产、升级动机反而变得薄弱，“一管就死”。
不过，在国际地缘政治变局导致“粮食红线”收紧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一管就死”的情况。老百姓不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不少村民选择随便种点番薯。消息人士反馈，卫星会定期扫描境内的耕地，以分辨有没有种植农作物以满足粮食安全的要求。而分辨耕地上的是经济作物还是农作物的方式，是观察其苗子。农民虽未必知道监管技术有多强大，但他们深谙水稻若要出苗，需耗费不少心力，才能将田地改为水田，时间成本较高。若种番薯，则相对简单，容易满足“耕地红线”中的粮食需求。虽说农产品的多样性会因而受影响，但总算一种折衷方案，亦确实满足了上级要求。
理解中国的乡村治理，既要观察国际关系的“大环境”，又要深入基层读懂国情，期间还必须要与各持份者对话，以便理解国内各方围绕某种外部或内部换进的变化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互动的结果。综上，内地的基层治理博大精深，确实值得反复琢磨。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李冠儒。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来函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来稿请附上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