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方向｜困境中的曙光：香港电影业的蜕变与重生

来稿作者：刘畅

海运戏院落幕的消息，犹如一记重锤，再次敲响了香港电影业的警钟。这家在尖沙咀屹立逾半个世纪的地标戏院，见证了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陪伴著一代又一代影迷，如今却因租约到期而结束营业。这不仅仅是一家戏院的消失，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行业困境：不容回避的现实

数据总是最无情的见证者。2024年香港中西电影票房总收入仅13.4亿元，较2023年下跌6.2%，创下13年新低。全港戏院数量已萎缩至56家，今年开拍的香港电影更是不足10部。这样的数字与八十年代香港每年制作超过300部电影的辉煌时期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

香港电影业的低迷，与整体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市民消费力下降，观众观影习惯的改变，以及流媒体平台的兴起，大大影响戏院观影模式。如今除非是大型制作或视觉效果突出的电影，否则观众更倾向于在家透过网络平台观看普通电影。这种趋势导致戏院观影人次下滑，形成恶性循环：戏院收入下降，进一步影响电影公司投资拍片的意欲，电影数量减少，又令观众更少入场，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重新点燃观众的观影热情。

转机：在困境中寻找希望

然而，在这样的低谷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信号。2024年，香港电影的票房收入自2004年以来首次超越荷里活电影，比后者高出5.5%。这一数据暗示著，本地观众对于优质香港电影的支持热情依然存在，甚至有所提升。

回顾去年，《破﹒地狱》、《九龙城寨之围城》、《焚城》等港产片都取得了不俗的本土票房，反映出香港观众对本土题材电影的支持与热爱。这些电影之所以能吸引观众，恰恰因为它们带有鲜明的“香港特色”，并能呈现出本土的文化魅力和社会关怀。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近年很多香港制作的电影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及本地议题，展现电影作为文化载体的深厚力量。例如《看我今天怎么说》，是香港首部以聋人为主角的剧情长片，展现聋人如何透过视觉和手语与世界沟通，让观众看到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和议题。《爸爸》则关注青少年思觉失调患者与家庭的相处难题，引发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虎毒不》聚焦照顾者的艰辛，凸显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性。此外，纪录片《香港四径大步走》展示香港本地行山文化，让世界重新认识香港的另一面，成为城市新的名片。

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社会关怀和人文情怀，正是香港电影区别于好莱坞大片的独特之处。它们不仅仅是娱乐产品，更是香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著这座城市的文化、历史和人民的生活。这种以小见大、深入人心的创作理念，或许正是香港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政策支持：政府的角色与责任

无疑，要推动香港电影业的复兴，政府的角色至关紧要。现时，电影发展基金已为业界提供了不少支持，但在当前这个最困难的时刻，政府更应加大投入力度，让更多优秀的电影构思得以顺利转化为拍摄制作。政府的支持要更加积极和灵活，无论是资金申请，还是票房拨付，都应该要大幅度简化流程，让资金更快流转，也可以让更多优秀的创意能够从构思走向制作。此外，政府亦应积极引导电影公司适应时代转变，将目光投放至流媒体平台，透过资金及政策支持，鼓励本地电影和剧集在流媒体平台上发展，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商业模式。现时全球电影产业已逐步转型，流媒体平台成为许多电影及剧集的重要载体，香港电影业亦需要主动适应这种转变，开拓更多元的市场空间。

香港电影承载著几代人的情感与记忆。这种文化情感的积淀，是香港电影最珍贵的资源。尽管现时香港电影业处于最为困难的时刻，但这同时也是业界重塑未来的关键契机。只要有观众依然期待、电影人仍在坚持、好作品不断涌现，香港电影就永远不会失去复兴的希望。在最困难的时候，往往也孕育著最激动人心的转机。香港电影的未来，仍值得期待。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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