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瑞麟｜中美对垒终局：如何为“输”“赢”定分界

打从这场中美冲突开始，中国把这场斗争定性为一场总体战争，也是为世界带来百年巨变的历史机遇。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透过视频，在特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主旨讲话中称，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别有用心，“不是要我们的税，而是要我们的命”。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日前发布的“中国不跪！中国不退！”双语视频，更是传达中国的强硬态度，视关税战为中美对垒前哨战。

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前往梵蒂冈的空军一号上表示，除非中国 “Free up China”，美国不会在关税战退让。“Free up China”不容易翻译，既可翻译为除非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又可翻译为除非中国成为“自由开放国家”，意味“解放中国”。后者容易令人联想到1987年美国前总统雷根，在当时处于东西柏林交界的布兰登堡门前，所发表的“Tear down this wall（推倒这堵墙）！”演说。

英国剑桥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卡尔（E. H. Carr），在其著作《历史是什么？》一书表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面对今天被视为“百年巨变”的中美对垒，如果尝试以历史重大事件的终局作起点，回望今天，与展现于眼前事件对话，或许有助我们明白这场对垒的有可能的最终走向（End game）。

“战争就是改写敌国的宪法”

日本历史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在她的《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及新著《滑向战争：决定历史的交涉与日本的失败》，2019，2025，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引述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期哲学家、政治学家卢梭（Rousseau，1712-1778）之言，认为“战争就是直接介入敌国的社会基本秩序（即宪法），并将其改写”。卢梭以《社会契约论》一书闻名于世，但他题为《战争与战争状态》的论文却相对地被忽略。

加藤阳子在其获奖作品《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书中表示，“卢梭认为，战争不会在消灭了敌国三成常备兵力后就恰到好处地结束，也不会在对方的国王举手投降时就宣告终结，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占有对方领土，或是收编对方军队（这些意图当然存在）。战争是强迫对手改变对其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广义而言，就是被称为“宪法”的东西）。加藤阳子续称；“战争就是直接介入敌国的社会基本秩序（即宪法），并将其改写。也就是说，为了给对手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对对方最重视的东西，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因此，她认为二战的真正结束，不是定格在东京湾上美国密苏里号日本代表签署投降文书的仪式，也不是历史上的东京裁判所及纽伦堡（Nuremberg）审判，而是对日，德的宪法，即对后者两国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即宪法）进行的修订。

可不是吗？以日本而言，日本于1946年11月3日颁布的战后《日本国宪法》前言中写道：“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这不也就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其著名葛底斯堡国家公园演说中就“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背对背（back-to-back）日本语版本。“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代表“民有”，“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则是“民治”，而“其福利由国民享受”就是“民享”。

再者，1946年颁布的战后《日本国宪法》，与之前《大日本帝国宪法》对比，被修订之处，还包括《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并总揽统治权”，第十一条：“由天皇统帅陆海军”和第十三条：“由天皇进行宣战、和谈及缔结各种条约”。这些战前的社会基本秩序，或其宪法的根本宗旨，可统之称为日本战前的“天皇制”或“国体”。

在修订旧日本宪法的同时，配合的措施，还包括时任日皇裕仁在1946年元旦发表的《人间宣言》诏书，日语“人间”意即人类，诏书后半部分否定了日皇作为“现代人世间的神”地位，宣告日皇也仅是具有人性的普通人，从某种意义上减弱了长久以来存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忠君思想。此外，配合的措施还包括，取缔日本在1925年制定的《治安维持法》，该法规定“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制度为目的之团体，或者明知该团体性质而加入者，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监禁”。

这不禁令人感叹，生活在18世纪的卢梭，他有关战争问题所阐述的基本理论，与19世纪、20世纪，以及现代的战争相符。如此卓越的洞察力，也就是他成为闻名世界的哲学家的原因之一吧。

“战争无非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

重温上述历史，或许有助人们进一步理解夏宝龙指美国“要命”的动机，以至界定重大历史性事件的“输”、“赢”标准。换言之，中美两国目前的焦点是关税，但看来非止于此，可尝试以历史角度，审视当前的中美就高端芯片、稀土、电动车等“战略性物质”的关税战。

但无论如何，战后新的日本宪法结束了这场惨烈的战争和挽救了数以百万计人命伤亡，也为亚太地区带来战后空前的长期繁荣。根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 不包括印缅战场上被歼灭的16万日军）；中国士兵在抗战中，伤亡达500万人（包括因病及营养不良而死亡）；还有，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阵亡人数92540人。以上数字还不包括难以统计的受苦、受难平民百姓，同为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

18世纪另一位重要人物，德国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他的名言：“战争无非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如认同此说法，我们又能否多点用政治智慧去尝试解决纷争。

作者尹瑞麟退休前任职国际政府组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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