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从避风港到引领者：香港航运如何在关税贸易战中重塑角色？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已届百日，“特朗普2.0”版本的全球贸易战迅速拉开帷幕。从普征高额“对等关税”，到限制关键港口设备、船舶制造与能源运输体系，美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范围，推动一场意图重塑全球产业链、航运链与供应链结构的系统性重构。
在最新一轮措施中，中国海运与造船产业首当其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4月中旬公布针对中国航运业的“301条款”调查结果，并迅速宣布一系列针对性行动，包括对中国建造或控制的船舶征收“每航次服务费”、对港口设备如岸桥起重机加征关税，甚至规定未来向美国运输液化天然气（LNG）的船舶必须为美国制造。这些举措表面上虽属技术性政策，实则剑指中国在全球海运体系中的影响力，意在将其排除于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之外。
香港处于地缘与制度的交叉点
在这场迅速升级的政策风暴中，香港正处于地缘政治与全球航运网络的交汇点。虽然并非美方直接制裁对象，但由于香港港口设施、船队资产与营运体系与内地高度融合，其实际运作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关键设备与船舶资源，极可能被“功能性视同”于中国内地，在政策落地时遭遇波及，甚至被动卷入脱钩进程。
更大的挑战不在于是否“被点名”，而在于国际认知中的角色标签正在发生变化。香港长期以来在全球航运与贸易体系中，依靠其独立关税区地位、自由港制度、普通法法系、金融开放与透明监管等制度优势，被广泛视为一个营运规则清晰、合规能力强、可与多方合作的开放经济体。这些特质，正是香港能在多变地缘局势中维持国际地位与功能角色的制度根基。
然而，若外界逐渐将香港视为中国航运产业链的直接延伸，香港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特殊角色将面临边缘化风险，甚至被纳入美国“去风险”战略的潜在打击范围。这种“标签化风险”不在于香港的实际作为，而在于它在地缘政治叙事中被重新定义的方式。当制度信任被动摇、国际角色遭到误判，香港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单一经贸措施，而是一场针对其制度根基与功能定位的深层挑战。正如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最近讲话中强调的，美国发动“关税战”，“不是要我们的‘税’，而是要我们的‘命’”。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当前局势的本质——针对香港的打压，已远超贸易范畴，而是试图削弱其作为国际节点和制度样板的战略价值。这样的趋势，也将直接影响到中央对香港未来角色的整体部署。今年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国际交往合作”，首次将港澳放在全球交流的战略节点角色来定位。若香港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可信度与功能独立性遭到侵蚀，承载中央赋予的这一新定位将面临极大困难。
在这种情势下，香港不能再以传统的“避风港”心态自处。必须正视制度信任与国际定位正在被重塑的现实，主动重新定义自身在国际航运格局中的角色，从被动应对走向战略塑造，从危机边缘迈向制度引领。
香港航运危与机：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出击
香港特区政府已明确反对美方“301条款”调查所引发的相关措施，指出其“带有明显歧视性”。然而，当前局势所带来的挑战，远非政策立场的表态所能全面化解。这不仅是一项针对关税与技术的贸易举措，更是一场针对全球海运体系的系统性重塑。作为国际航运枢纽，香港长期以来所建立的制度优势与市场地位将面临严峻考验，因此需要及早识别风险并主动应对。
美国此轮行动的意图，早已超越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范畴，而是试图通过限制中国在全球船舶制造、港口设备、物流与金融服务等关键节点中的影响力，重塑其本土工业能力与战略主导权。这种“结构性脱钩”若以体系化方式推进，将对全球航运生态造成深远冲击。无论香港是否为直接针对对象，只要被视为中国海运产业链的延伸，就有可能在无意间被纳入政策波及范围，成为“附带受害者”。这，正是本轮危机的核心挑战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必须从传统的被动防御模式，转向具备前瞻性与主动性的战略部署。我们不应仅仅“应对”，而应从制度设计、策略调整与国际参与等多个层面，引导变局、塑造环境。
首先，香港亟需建立一套系统化、前瞻性的风险监测与应变机制。面对政策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必须对本地航运体系中可能暴露的风险环节进行全方位识别，包括船舶建造来源、港口设备供应地、航线结构、客户组成以及融资安排等，并建立多维度的风险分析框架。即将重组成立的海运港口发展局，具备整合研究、咨询与政策落实的潜力，应被赋予主导角色，协助政府与业界全面梳理潜在影响，建构应对模型，并提出具体可行的操作建议。
其次，香港应积极强化其在国际航运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作为独立关税区和世贸组织成员，香港拥有自主参与全球经贸与海事事务的法律地位。应在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航运公会(ICS)等多边平台上发出清晰立场，坚持自由航运与非歧视性原则，提醒全球业界警惕单边措施对国际供应链稳定性与制度公信力的破坏。
同时，香港亦应从法律层面著手，委托专责团队深入研究美国新规是否违反WTO规则或其他国际公约或规则，并视情况联合其他受影响经济体，推动多边协商或启动争端解决机制。这不仅是对本地制度的维护，更是作为国际航运节点对全球规则秩序应有的责任承担。
在应对外部压力的同时，香港更应加快自身航运产业的转型升级。当前全球海运正迈入绿色转型与数位化重组的“双轨时代”，香港必须抢占先机，加快建设绿色港口基础设施、推进智慧港口与数位航运系统，并建立涵盖可持续燃料的供应网络。透过政策激励、金融支持与产业合作，打造一个具备高透明度、高合规性与高环保标准的港口营运生态，不仅能提升抗风险能力，更有助于增强香港在全球航运资本与服务市场中的战略吸引力。
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而制度上的独特性是香港长期以来的核心优势所在。在当前地缘政治极化加剧的背景下，香港更需主动重申其独特地位与制度根基。香港并非中国内地港口的简单延伸，而是一个拥有普通法体系、国际营商规则与高透明度监管机制的全球航运节点。我们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联系，在巩固与内地互联互通的同时，清晰界定自身的制度差异与国际导向，确保香港持续被视为“开放、可信、专业”的国际港口城市。
此外，香港还应积极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合作网络。在全球贸易格局正由双边主导向多极化演进的当下，香港的战略重心不应过度依赖任何单一市场。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深化与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的港口与航运合作，构建多样化的货运走廊与港口网络，降低依赖风险，提升整体战略韧性。
中资央企与国企：责无旁贷的稳定力量
在当前国际环境高度不确定、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尤其是深耕航运、物流与贸易领域的央企和国企，在香港的持续投资与战略布局，正成为维系本地航运生态和国际信心的关键稳定器。
这些企业不仅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全球化的运营互联网和政策执行能力，更长期将香港视为重要的国际平台，选择在此设立区域总部、船队管理中心、融资枢纽以及国际业务拓展前沿阵地。这些选择，既是战略判断，更是制度信任。在当前美国对中国海运、港口设备与供应链体系实施系统性限制的背景下，这些企业应展现更大的担当，不仅要在市场层面适应挑战，更要在制度层面协同推动香港航运的升级与转型。它们用实际行动表明：香港仍然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国际航运与贸易中心，值得长期深耕、坚定扎根。
这意味著，它们应在关键时期主动作为：通过设立行业应变基金，为本地航运生态提供抗震支撑；参与绿色港口与智慧航运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可持续发展；发起产学研合作专案，培育本地人才与技术能力，协助香港在下一代航运科技中保持领先地位。
夏宝龙在同一个讲话中强调，企业家必须坚定扎根香港、倚港发展、以港为家，在风高浪急的时期更要展现“烈火金刚”的精神品质。对于在港发展的央企与国企而言，这不仅是经营决策，更是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在香港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央企和国企始终是稳住基本盘的中坚力量，今天亦应如此。它们的坚守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释放的信号：香港仍是值得信赖的全球节点；而它们的行动，将成为支撑香港航运未来发展的战略支柱。
香港的角色：不是附属，而是引领
面对全球贸易与航运格局的深度重塑，香港不能只是被动的观察者，更不能沦为大国博弈中的棋子。我们应主动定义自身在新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以领导者心态参与构建新的海运生态。
香港的核心竞争力，远不止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港口设施。真正支撑其国际地位的，是“一国两制”所保障的高度成熟的法治环境、专业化的服务体系、自由开放的市场机制，以及与全球接轨的监管与金融制度。这些制度优势，构成了香港与内地其他港口最根本的差异，也正是香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依然被视为可靠合作伙伴的原因。
要守住并放大这一优势，政府必须在多个层面展现更大作为：在对外政策上更加积极主动、在国际传播上更加清晰有力、在行政执行上更加高效果断。我们不能仅仅依赖过去“黄金年代”的惯性，更需以新的制度活力和战略思维，赢得未来的信任与领先地位。
总结：从应对走向重塑
特朗普政府新一轮关税措施的本质，是对全球海运生态的一次深度干预与主导权重构。对于香港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历史性的拐点。我们不能以旧有思维应对新型风险，更不能寄望外部环境自然回暖。唯有主动出击，方能化危为机。
只要我们以开放的姿态、清晰的战略、务实的行动回应挑战，香港不仅能够稳住自己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更有可能在全球海运格局重构之中，占据引领者的新位置。
当全球航道正在被重新绘制，香港的选择与作为，将决定它未来在世界贸易中的航向。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应变者，更应成为新秩序的塑造者。
作者刘洋是海问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国际航运公会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香港海运港口局成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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