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香港的十字路口：从全球化红利到多极化挑战

来稿作者：石磊

香港作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其历史发展、政治生态和当前面临的挑战，确实与冷战后全球化、去监管化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同时，香港也正处于全球大格局变化的前沿，受到多极化趋势、中美博弈以及自身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影响。以下是对香港现状的分析以及其与我们之前讨论的全球趋势（如AfD的思想、美国霸权边界的测试等）的关联性。

香港的历史与全球化背景

香港在过去50年中，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崛起为与伦敦、纽约齐名的全球金融中心。这种地位的形成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英国管治与西方绑定：香港曾长期为英国所管治，其法律体系（普通法）、语言（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以及经济政策高度嵌入西方英语文化世界。1997年回归中国后，香港通过“一国两制”框架保留了高度自治，继续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资本市场的桥梁。

去监管化的全球化红利：冷战结束后，全球金融体系进入去监管化阶段，资本流动自由化推动了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繁荣。香港低税率、自由港地位以及与中国内地的地理和文化联系，使其成为吸引外资和国际贸易的枢纽。

金融为核心的产业结构：香港经济高度依赖高端金融服务业（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其GDP中服务业占比超过90%，其中金融业贡献了显著份额。这种结构使其与纽约、伦敦形成“全球金融城市网络”，共同服务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

香港的经济成功和政治生活，长期以来与美国为领袖的西方世界深度绑定。美资企业在香港有大量投资，美元与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更是直接将香港金融体系与美国货币政策挂钩。这种绑定在冷战后初期为香港带来了繁荣，但也使其在全球格局变化中变得脆弱。

全球大格局变化对香港的冲击

当前全球格局的变化——包括中美战略竞争、多极化趋势、反全球化浪潮以及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对香港产生了多重影响。香港正面临经济、政治和身份认同的三重转型挑战。

经济层面的挑战：金融中心地位的动摇

中美脱钩与资本流动受限：随著中美关系的紧张和部分经济脱钩，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资本仲介的角色受到冲击。美国持续对香港政府、企业施加制裁压力，部分美资撤离或减少投资。同时，中国内地加强资本管制和金融安全审查，也限制了香港传统的离岸金融功能。

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因应特朗普关税战，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如中国和俄罗斯推动的贸易本币结算）可能加速，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构成潜在威胁。这是因为，香港的金融体系高度依赖美元流动性，一旦美元霸权受到削弱，香港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其货币政策和金融定位。在这里笔者尤其建议香港的决策者将这一事项优先考虑。

区域竞争加剧：新加坡、深圳、上海等城市在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崛起，对香港的区域金融中心地位形成挑战。尤其是深圳和上海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角色增强，削弱了香港作为“中国金融视窗”的独特性。

政治层面的挑战：自治与国家安全的平衡

“一国两制”的张力：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旨在维持其独特地位，但近年来尤其是2019年反修例风波和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凸显了香港自治与中央政府国家安全目标之间的矛盾。这导致部分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经济待遇（如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进一步冲击其国际形象。

西方干预与地缘政治博弈：香港问题已成为中美博弈的前沿阵地。美国和英国以“民主和自由”为名对香港事务进行干预，而中国则强调主权和安全优先。这种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交织，使香港的政治环境更加复杂。

“一国两制”面临的新任务与目的：在全球多极化趋势和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一国两制”是否需要承担新的任务与目的，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传统上，“一国两制”旨在通过维持香港的自治和国际性，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与西方接轨的目标。然而，随著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动摇，香港可能需要从“西方-中国仲介”的角色，转型为“（去美化）的世界-亚洲-中国枢纽”。

这一转型意味著，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不再仅仅作为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的视窗，而是成为连接亚洲与全球非西方经济体的重要节点，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及去美元化趋势。这种新任务要求香港在保持独特法律和经济体系的同时，更积极地适应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框架，重新定义其国际和国内角色。

然而，这一转型也面临挑战：如何在中央加强治理的背景下，充分用好“一国两制”的制度弹性？穆勒提出的“互生互让”理念，或许为香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在多极化世界中，香港需要在“两制”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既服务于国家战略，又保留自身特色。

香港在大格局中的角色

香港作为冷战后全球化体系的产物，其过去50年的成功高度依赖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秩序。然而，当前全球格局的变化——中美博弈、多极化、反全球化——正在重塑香港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香港不再仅仅是西方与中国的“桥梁”，而是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前沿和多极化世界中需要重新定位的角色。

与AfD的思想联系起来，香港的困境反映了全球化体系下中小行为体（城市国家或地区）对主权、认同和经济自主性的追求。香港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其内部政策和居民选择，也取决于全球权力结构的再平衡。正如AfD的Hansjörg Müller与观察者网对谈时所批判的“深层政府”和西方霸权对国家主权的压制，香港的经历也体现了这种外部力量对地方发展的深刻影响。香港如何在这一大格局中找到新角色，将是未来几年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作者石磊是紫荆党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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