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瑞麟｜从内地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认识中国“深层意识型态”

还记得当年书店的当眼位置摆放著的一本畅销书，题为“Letters of a businessman to his son”（企业家爸爸给儿子的30封信）。看著该书，不禁对作者在选题时的匠心独运，暗暗称许，因为天下间任何一位父亲对儿子说的都会是心中所信的真心话，坊间教导如何成功致富的书藉如汗牛充栋，但父亲对儿子说的最为“真诚”、“不做作”和期望能“传承”的所信。

因此，要深入认识一个国家，通过阅读其中学教科书，特别是高中的“公民”、“社会”和“历史”教科书，是一个直接、系统和具权威性途径。毕竟，教科书面对整体学生，还要通过考试来确定学生们的理解程度，代表着国家对下一代的传承和期望。

同样地，在各方面严格管理下的中国，其“思想政治科”教科书，特别是高中采用的同科教科书，功能相信也是一脉相承。从中，我们得以管窥今天中国，包括党员和非党员，以及内地网上较表现为被称为热爱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强烈爱国思想网友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深层意识型态。

内地大型书店都设有专区陈列中、小学教科书和相关教辅。高中《思想政治科》全套教材共分七个单元：必修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法治》、《哲学与文化》；选择性必修部分为《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生活》、《逻辑与思维》。就以笔者手头上其中一本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霸提分笔记高中思想政治》（2024年，第6次版）为例，共315页，内容除了就各单元的教材和相关解说之外，还收罗历届各地高考试题，点拨正确答题及解说。

以下，摘录了教科书必修部分单元相信较具“冲击性”部分。“冲击性”指的不是对在内地长大的人士，他们对这些教材内容耳熟能详。但对于不少境外地人士（包括港人），其遣词用字和思维也许有“违和感”。

“思想政治科”教科书内容摘要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中重点包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高度统一”。此外，更为耀目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本主义终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资本主义的命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2、《经济与社会》：值得关注内容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要分清主导作用和组成部分两者优次。原因是“市场调节有局限性，它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病”，与此同时，更要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坚持爱国敬业，坚持守法经营，坚持回报社会、坚持回报社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3、《政治与法治》，值得关注的是，书中指出“‘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包括人民和敌对分子，‘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是相对于敌对分子而言的”，也就是说，当被列为敌对分子后，人民便不再是“人民”一份子。还有，“人民民主专政包含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两方面”，“实践充份证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

该书强调，虽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统一起来”。

4、《哲学与文化》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

另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为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教科书详列了中国在近代不同时期的代表事例，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抗美援朝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绿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探月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

上述文字都是来自今天内地全国使用的教科书，对不少港人可能感到陌生。本文不厌其繁地摘录下来，目的更好地展现实上的认知差距。

重视“思想政治”教科书的多重意义

上述摘录，不排除，也不否认，有人会感到“敏感”。但此时此刻，引介“思想政治科”教科书及其内容，是有著多重原因和意义。首先，与西方社会人士交往，个人经验，对方很快便想了解你的“意识型态”，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在那里受教育等？感兴趣是因为意识型态大致主导著对方的行为，方便交往。

第二，香港的发展要融入中国发展大局，上述摘要，或许有助从香港和外部世界角度出发，在了解对中国的认知当中，早已存在和不被察觉的差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上表示，希冀香港能够发挥“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长期处于殖民地管治下的香港，对于当前中国的“国体”、“国政”、“国情”的认识，能否担此“平台”重任？

第三，认识当然并非等于全然认同，但承认差距（Agree to disagree）的存在却是解决分歧的起步。上述教科书是全国性的，公开性的，对于西方社会的学术界、外交界、政界和文化界而言，这些内容都不是“国家机密”。

第四，中国与西方社会日益对立，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研究，除了从地缘政治、安全保障、经济金融和科技等角度来分析分歧成因外，或许我们也可尝试从“文明基因”角度，多加分析。或许这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对立的“意识型态”底因，或许能为“一厢情愿”地寻求缓解之道，带出新的端倪。

作者尹瑞麟曾长期供职国际政府组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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