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联｜建构全方位的青年精神健康支援系统

来稿作者：何俊杰

青少年自杀个案近年上升，政府在2023年12月实施学校为本的三层应急机制，以加强教育局、医务卫生局及社会福利署（社署）的跨部门合作，支援学校及早识别有较高自杀风险学生。应急机制是额外安排，旨在尝试加强各界力量支援学校应对青少年自杀问题。

在三层应急机制下，学校可透过第一层校内的跨专业团队优先照顾和辅导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为他们提供适时的协助及寻求专业的辅导或治疗服务。学校可自行评估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状况。教育局更为学校举办多场培训课程和工作坊，介绍实用技巧、辅导方法和介入手法加强学校人员在精神健康方面的知识及技能。

当学校人手不足，教育局会协助将个案转介至第二层即由社署统筹的校外支援网络队跟进。这五支校外支援队成为了这个青年精神健康应急机制的一员。它们接到个案后，会跟进个案，若有需要，便转介给其他机构，例如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等等。教育局亦会与社署合作，安排非政府机构到中学，举办精神健康活动，以助学生提升对精神健康的意识、建立正向思维、加强适应能力和求助意识。

第三层属最后防线，为有严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学生提供医疗服务。医院管理局（医管局）为校长设立热线，如学校发现高危学生，校长可以联络医管局，寻求专业意见；或转介有严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学生予医管局精神科服务。如情况属紧急，医管局会优先处理个案。

三层应急机制已实施了一段时间。本期《社联政策报》访问了中学校长，分享他对应急机制在校园实施的观察。其他受访者则分享现时应急机制外的服务单位或社会企业如何主动设计各种辅导和支援计划，支援学校及校外支援队，以至推动去汚名化行动，让读者对香港的青年精神健康服务有更全面的理解，亦可刺激各界交流合作。

首先，慈幼会伍少梅中学校长李建文分享，有别于医教社同心协作计划下的跨专业平台，三层应急机制所建立的外援及医社合作，对学校有实质支援作用，学校在额外支援下更放心地辨识及支援怀疑高危个案，但政策上还需加强校内跨专业团队的承载力，及推广更包容的校园文化。

在第二层校外支援方面，香港明爱赛马会黄大仙青少年综合服务高级督导主任麦诗韵认为五队校外支援队在支援学校上扮演重要角色，令学校在辨识怀疑个案后，可与指定非政府机构合作处理。她又认为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ICYSC）在整个青少年精神健康支援系统应有更多参与，例如成立专队支援学校。香港小童群益会助理总干事黄颖琴、社工孙少桐及何俊贤则介绍他们支援休学青少年的项目，透过学校社工的转介，青年在项目得以喘息，同时寻觅人生方向，而项目也在社区建立关怀在学青少年的网络。如何善用这些青少年服务构建更稳固的青年精神健康支援网络，还需要社会服务业界多加思量。

在社区基层健康的层面，香港青年协会临床心理学家及全健空间（香港）单位主任王昌哲、全健综合大楼单位主任马佩雯及全健空间（香港）青年干事杨康仪为读者介绍他们的“全健空间”，中心定位在基层健康服务，采用了英国基层医疗的社会处方概念，由临床心理学家训练社工和心理健康主任，并连结不同专业，为青年提供身心健康的支援服务。此外，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注册中医师刘浩泉及外展社会工作队计划经理梁舒婷亦介绍中医师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的经验，并指出中医如何有助接触有精神健康需要的青少年，为他们提供身心社跨专业的支援。虽然这些社区基层健康项目补足了校外支援队，但仍未被纳入在一个更全面的支援系统内。

不论是精神病还是怀疑有精神病患的人，两者都一直被污名化，大大影响有需要的青少年的求助意欲。因此香港需要用不同方式持续推动去污名化的行动，让公众有较正确的角度了解精神健康的问题，并与青少年建立互信关系。社会企业“说书人”共同创办人及临床心理学家李昭明博士和成员槿刺分享她们如何利用故事推动精神健康倡议，并强调青年与各专业持份者是平等的，共同面对由社经环境带来精神健康的挑战。

回到精神健康政策，究竟香港的青年精神健康政策及服务发展该往何处去？我们介绍了新加坡的精神健康策略的特色，让读者了解当地政府如何由预防到各服务介入，以统整不同部门的进路，引导各部门协作，加强医院、基层医疗、社会服务机构及公营机构的支援力度，以及增添学校的承载力，应对青少年精神健康及自杀问题。它的政策成效有待验证，但在这种跨界别协作系统下，我们看见社会服务机构以至社会企业大有空间在社区开拓满足青年健康需要的形式，互相补足。

作者何俊杰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总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议）及《社联政策报》编辑。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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