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启刚｜场地不足成文旅发展绊脚石 从上海新演艺空间中反思求变
近期连场演唱会及艺文表演节目，吸引了不少内地和海外观众来港，感受香港的人文美景，亦为酒店及餐饮等多个行业带来经济效益，激发港府锐意开拓文旅市场，积极推动文创产业。然而，本港的演出场地和配套设施不足，又缺乏发展艺文场地政策，或鼓励民办场地等计划，恐成为窒碍文旅经济发展的关键。其实香港不能再坐以待毙，务必反思求变，尤其上海近年在发展新演艺空间下，带动全城文旅消费热潮，绝对值得香港借镜。
来稿作者：霍启刚
要发展艺术文化或盛事经济，必须有不同类型的场地配合，例如日本东京有只能容纳数十人的小型栋笃笑表演场地，也有容纳逾5万人的东京巨蛋演唱会地标；反观香港的大型、中型及小型场地却十分匮乏。随着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最后营运至6月30日，香港大球场亦改建在即，令本港可举行活动赛事及表演的场地又减少两个；预计明年才启用的启德体育园，虽可容纳多达5万名观众，惟邻近交通配套和餐饮设施不足等问题仍未解决。
发展艺文需开拓新空间
空间是发展文化艺术重要的基础。现时本港大部份演出场地都是由康文署管理，对场地租用须采取公平分配原则。过去，无论是香港本地剧团或希望到港展览的内地、海外团体，拟申请演出场馆，往往因香港场地预约爆满而苦恼。甚或无缘举行，这无疑影响了文化艺术在港落地，不利香港巩固“盛事之都”的定位。
作为国际大都会，除了政府经营场地外，亦应鼓励企业等民办非牟利艺术场地，又或推行商业演出的艺文场地的政策和诱因，让不同团体去申请；或是鼓励商场设置展览空间，定期与不同艺术家合作展出作品。例如韩国首尔的文化艺术之街大学路，在首尔大学校迁校之后逐渐转型为各式小剧场，汇聚了话剧、音乐剧、音乐等各类演出及相应的商圈。近月，香港尖沙咀柏丽购物大道进驻了夹公仔铺和特卖场，这里值得考虑能否打造成香港的大学路，与尖沙咀和西九文化区的各种文化设施产生集聚效应，把整个区域变成世界知名的文化地标。
另一例子是知名的爱丁堡国际艺穗节，在去年，艺术节不足一个月内上演了来自67个国家的3553个剧目，必然需要足够多的场地，因此在艺术节期间，市政府也会允许和鼓励很多酒吧、学校礼堂及各种类的公共空间都会改装成演出场馆，场地向爱丁堡艺穗节协会登记后向演出团体开放。参考这一经验，港府是否可以考虑有更加灵活的政策和诱因，在特定的时间释放商界和民间力量，为演出争取更多场地。
上海疫情下推行旧建筑转型新剧场 带旺社区消费
笔者早前到上海拜会了文旅官员和多位演艺场地负责人。在上海亚洲大厦星空间的创始人阮豪带领下，参观了亚洲大厦、世茂广场及第一百货的演艺新空间。有别于我们印象中的传统剧场，这些“新空间”在疫情期间，从旧式办公大楼或人流大减的购物中心，改建转型为小型剧场，通常只有一百至几百个座位，以作为替专业剧场的补充定位，吸引年轻人蜂拥而至，带动了附近商户的消费，让整个社区聚集人气、重新活力起来。
新的空间设置也催生了新的内容、观演体验和行业模式，从最初引进外国剧目版权，到不断发展出各种题材、更具本土特色的原创戏剧作品，部份作品版权甚至可以通过各种合作模式在其他地区的剧场上演，成为输出文化的途径。同时，接连的演出及不断更换的演员阵容，也为新一代提供更多磨练机会，在演艺路途上累积经验和粉丝观众。
新空间的成功，离不开当地政策“开绿灯”。2017年上海《文创五十条》明确提出每年目标达到4万场演出，新演艺空间的崛起，无疑成为重要力量；另为了鼓励小剧场的发展，根据2019年上海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上海市演艺新空间运营标准》，商业综合体、办公楼宇、产业园区、旅游景点、游艇、改造好的老厂房等城市空间，只要符合相关规定，可转型成为新型演出场所。
上海推政策发展艺文 值得香港借镜求变
回看香港，我们如何以适当的放宽和管理开拓新空间？本地也有不少有心人曾经作出尝试，例如“爆炸戏棚”创作的音乐剧《我们的青春日志》，在150个座位的小剧场至今上演近500场，证明本地有创作的条件及相应的观众容量。然而，政府能否推出针对性政策条件，或善用已有的设施、或鼓励商界释放更多空间给文化团体，为文化行业提供条件发展。例如会否在刚改组的文创产业发展处加入新的职能，为有意开拓空间的团体找寻合适地方，并为他们对接各个政府部门，解决申请牌照上的种种疑难？上海新艺文空间的成功，足以让香港参考和借镜，我们亦应善用粤港澳大湾区8,600万观众的人口红利及一小时生活圈优势，开发更多文化相关的“一程多站”资源，把大湾区整个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另外，笔者的上海之行还拜访了上海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听他分享了上海的文化旅游发展经验，应多与城市公共空间、商业空间融合和联动，把人流变成消费。上海目前有近400间博物馆、美术馆和剧院，最近两年仍在积极策划“美术新空间”，可让游客来“一条龙”观观展览、文博、戏剧、演唱会等文化魅力之旅。
笔者亦非常认同他所分享：“政府不是运动员，而是教练和裁判。”文化艺术的发展要尊重艺术的规律、国际管理和市场规则，政府并非要直接干涉市场的运作，更应该站在引导和规则制定的角度创造生态，为行业发展提供有利的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之后通过演出行业制定规则和管理。创意香港已经在今年6月14日改组为文创产业发展处，早前政府方面曾表示文创产业发展处不论从规模和注资金额均不适宜与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作比较。但笔者也希望特区政府从部门的营运过程中，定期总结法规所带来的限制，探讨如何“拆墙松绑”，为文化产业提供更多成长空间。
沪港两地有很多相通之处，都是国家文化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支点，同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目前需要突破发展文化产业的掣肘，以及强化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在很多政策制订上也可以参考上海的思维方向，为行业创造有利发展的市场生态。当然，香港本地场地和观众有限，我们更应该放眼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很多场馆、艺术家等行业领域进行互动。2020年底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其中提及“建设港澳演艺机构内地后勤服务基地”等多个目标，笔者建议政府尽快与广东省政府协调，落实规划中提到的各项目标，从共同举办活动到打通文化艺术的合作机制，为推动大湾区文化产业发展走出重要一步。
作者霍启刚是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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