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论坛．梁海明｜香港要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还缺什么？

香港理工大学日前宣布成立新科研平台─理大高等研究院，成为当前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交叉学科研究平台，引发各界关注。交叉学科研究固然重要，但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香港还应当打造聚焦基础研究的高等研究院，如世界著名基础研究机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类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

如能既拥有交叉学科高等研究院，又拥有基础学科高等研究院，将对进一步推动本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大有益处，同时也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此外，高水平的科研机构还将助力中国内地应对愈发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和核心技术垄断，更能通过科技创新和突破以应对气候、人口、能源等人类的共同挑战。

来稿作者：梁海明

面对复杂的科学及社会状况，当前学界日益强调不同专长人员进行交叉学科合作研究。根据公开报道，香港理工大学高等研究院会涉及医疗科学、智慧城市发展、碳中和及体育科技等交叉学科范畴，并将促进与工商业界的合作，以及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产业链，相信将能为香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贡献。

学科交叉确实能够带来化学效应，譬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便是学科交叉的典范，此大学通过学科频繁交叉和交流，产生了69位诺贝尔奖得主（世界第十）、16名菲尔兹奖得主（世界第三）、16名图灵奖得主（世界第四），还有19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得主、5名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得主以及2位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得主。不仅如此，在学术以外的领域，截止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共培养出了2位美国总统、12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位世界首富（亚马逊公司创始人及现任董事长兼CEO杰佛瑞·贝佐斯），为美国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带来不可磨灭的贡献。而香港的利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冯国纶、合和实业董事局主席胡应湘等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

基础研究“无用之用”有大用

然而，在进行学科交叉的同时，也应注重基础研究。虽然通过基础研究所产生的新理论、新知识、新原理、新定律，短期内看似“无用”，因无法像技术开发所产生的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技术般实用。但“无用之用”实际有“大用”，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基础研究的突破可催生颠覆性技术，引领科技革命及改变人类世界。当前，约90%的现代技术革命成果源于基础研究及其它原始性创新。

譬如，市民日常使用的智能手机，就凝聚了众多基础化学、物理的研究成果：导电聚合物（用于手机屏幕）是获得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成果，集成电路是获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巨磁阻效应（用于手机储存）则是获20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半导体成像器件是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锂电池是获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成果……应用了八项诺贝尔奖研究成果的智能手机，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模式。

为捕捉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空间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香港、中国内地对科研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由于产业发展重规模轻基础，重投资轻研发，研究考核重论文数量轻质量等原因，导致当前基础研究以跟踪为主，缺乏原创性和引领性研究，且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不足。中国内地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仅占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的约6%，远低于科技强国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基础研究经费高达15%至30%的占比。

北部都会区可成立港版普林斯高等研究院

特首李家超曾指出，“无创科、无未来”，提倡香港发展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而要打造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需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研究，并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面向世界汇聚一流基础研究的人才，为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奠定深厚基础。对此，笔者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可考虑将北部都会区一部分区域发展成为基础研究试验区，通过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个自贸片区、三种货币、五间世界一流大学”的独特优势，打造普林斯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式的独立科研机构，以破除影响基础研究的瓶颈和制约，将香港打造成为世界级基础研究重镇。

作为一个私立、独立、非营利的研究机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1930年创立至今，始终致力于对未知世界进行无涉利益、纯粹的基础性研究和探索，曾在此工作的爱因斯坦等33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不仅助力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为全球经济、社会带来根本性改变，也引领了各国学术发展，如中国几乎每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如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丘成桐等，都曾在该研究院工作或访学过。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所以成功，笔者相信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小而精、学术氛围自由。高等研究院致力于鼓励和支持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基础性研究，下属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四大学院，虽然只有约30名终身教授，但他们均是具有非凡才能且痴迷于基础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大师，能在自由无限制的学术环境中，不受任何考核、无需汇报、没有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者赞助商的压力，能够全神贯注、天马行空、快乐地进行基础研究，以及通过各类学术活动、讲座，打造互相借鉴、学科交叉的繁荣、可持续的知识环境，以此产生突破性研究成果。

其二，不隶属于大学。香港、中国内地虽已成立不少“高等研究院”，但几乎隶属于各大学，作为大学其中一个学术机构。相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虽在创立初期，曾短暂租借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办公室，不过二者并无隶属关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利用与普林斯顿大学、罗格斯大学等高校地理位置临近的优势，密切地合作开展研究项目，联合编辑学刊，出席彼此的讲座，参加研讨会，通过这种“高手过招”、互相切磋的方式，研究院的学者们与大学的教授、学生们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笔者于普林斯顿大学深造期间，就曾多次前往临近（踩单车约10分钟）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偷师学艺”，参加讲座，以及同来自全球的教授们交流，获益匪浅。

其三，广纳国际科研人才。高等研究院深具开放性、国际性和流动性，可供世界出类拔萃的学者、学生申请客座研究员、助理研究员、访问学者等职位，至今已接纳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逾5000名学者、学生。他们通过前来研究、学习，不但可求教极负盛名科学家，也能接触、参与最新学术研究方向和最前沿的研究工作，暂时摆脱教务和一应俗务，聚精会神地进行基础性研究。

富商、机构捐助重要

其四，经费充足。高等研究院虽小但富，其资金首先得益于源源不断的个人捐助和私人基金会捐赠，如今已超过7.84亿美元（Endowment）。高等研究院也通过捐款建立基金，设有专门投资团队通过投资获取回报，以此为研究院运作提供经费。此外，美国联邦政府、新泽西州政府为高等研究院提供专项研究资金，一些客座研究员也带来了国外基金会、外国政府的资助。“财大气粗”的高等研究院，不仅可为基础研究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还能为研究人员提供优厚的经济待遇，解决其后顾之忧。

譬如，当年为了把爱因斯坦从德国挖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曾和爱因斯坦展开一轮“劳资谈判”，爱因斯坦开价是每年3000美元之后，看到院长面露惊讶表情，爱因斯坦误以为自己要价过高，问了一句：Could I live on less? 院长才发现大家的“心理价位”差距实在太大，于是转向爱因斯坦的夫人谈判，请求让爱因斯坦接受10,000美元的年薪，之后再加到15,000美元（相当于现时逾50万美元）。由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延聘人才并使他们快乐，有外界将之戏称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alary（提供丰厚薪酬的机构）。

虽然本港已有香港科学院，但香港科学院的主要工作较少聚焦基础研究。故此，笔者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在港富商、在港中资机构等可考虑出资在北部都会区成立一间“粤港澳大湾区高等研究院”，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模式运作。一方面，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香港要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必须愈加重视基础学科研究。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高等研究院”也可加强与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等地知名高校开展研究项目合作、学术交流，互相促进。同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商业中心，不但能吸引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也有利于吸引来自多地的经费支持，让科学家们能安心地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自由探索。

当然，设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研究院”，通过将香港打造成为世界级基础研究重镇，进而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工作量，说易行难。但正如科学家精神，既要具备仰望星空、超越现实的境界和情怀，又要保持脚踏实地、面对挑战的能力及行动力，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作者梁海明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是由中外知名学者组成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宏观经济等领域研究。文章的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任职机构及香港01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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