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上调最低工资　亦要职业安全从严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周四（10日）向立法会表示，预计法定最低工资可以上调但希望劳方妥协，另外当局再度调低极严重职业伤亡的可公诉罪行最高罚款额至1,000万元。最低工资和工作安全是劳工的基本保障，政府这两项对劳工保障不利的决定，实难助打工族度过时艰。

最低工资水平由2019年5月维持至今，时薪37.5元。罗致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称，当局正检讨明年更新的最低工资水平，相信有机会提升。他希望劳资双方能互谅互让，工会勿再因为加得太少就宁愿冻结，至于长远路向则有待当局检讨经验后再向议员交代。

最低工资升幅须追上物价升幅

局长似乎为市民做期望管理，令人忧虑最低工资即使上调也不会加幅显著。从商界角度，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不景，提升最低工资水平令企业百上加斤，尤其受影响的打工族不只是领取最低工资的二万人，还有略高于最低工资的一群，即衍生涟漪效应。然而，政府不能只顾商界难挨而忽视基层的窘迫。最低工资以月薪计随时低于一万元，收入仅可糊口。再者，连年通胀更蚕蚀他们的购买力。自2019年5月至去年12月，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已经上升逾4%，食品加幅更达7.5%。最低工资调升五角或一元无法替他们抵销通胀压力，其升幅最起码要跟物价升幅一致。

若说最低工资的升幅轻微，那么政府一再降低《职安健条例》下涉及极严重罪行的最高罚款额至1,000万元，更是放生企业一马，尤其是大企业。

现行的《职安健条例》罚则维持廿多年不变，加上过往法庭的实际刑罚远低于最高标准，相信是近年职业伤亡个案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每年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为约20宗，但前年每张传票平均罚款仅为7,800元，而涉及致命工业意外的个案，每张传票平均罚款仅约2.4万元。当一般企业的盈利也以十万、百万计，罚金如九牛一毛。在刑期方面，只有四宗个案曾获法庭判处监禁，其中三宗获判缓刑。再者，前年因违反职安健法例而被定罪者中，屡犯者占比高达32%。两类罚则之低，显然无法阻吓企业重复犯错。

职安罚则不能退让

政府建议调升罚则本来值得肯定，但罚则限额一再被调低。就涉及极高罪责或严重疏忽并导致严重后果的个案，政府最初建议为最高为营业额的10%，后来因为雇主担忧超出承受能力，政府先后调低金额至5,000万元、2,000万元，到现在提议的1,000万元。此外，最高监禁年期亦由三年减至两年。虽说金额和刑期不少，但当意外涉及多条人命，罚款未能反映意外的严重程度。

劳工处解释本地企业绝大部份是中小企，1,000万元最高罚金已是现行最高罚金的20倍，足以促使企业更重视预防措施，避免意外发生。可是，处方早已预留活门给中小企，另外建议法例加入新条文，要求法庭量刑时须参考被定罪公司的营业额，作出相应阻吓力的判罚，且不应包括偶然产生及非一般性收入。换言之，法庭应该不会向中小企开出超乎比例的罚单。如此一来，政府一再调低最高罚金，最能松一口气的相信是占本地企业数目2%，但雇用大量员工，盈利往往数以亿元计的大型企业。

对大企业来说，1,000万元算不上大银码，而且法庭未必把所有极严重案件判以最高罚金，企业最后或只需罚700、800万元，对营运的影响更小。常言道能力愈大责任愈大，既然大型企业聘用、监督的员工人数众多，就有更大责任确保他们安全工作，政府无必要对他们特别仁慈，调升最高罚金以收阻吓力合情合理。

官员经常说要推广良好劳资关系，但从调整法定最低工资和职安健法例罚则看来，政府一再在商界面前退让，而非主动拉近劳资之间的权力差距。新冠疫情下，大小企业和劳工也在挨苦，或许政府担忧在劳工保障上不让步，就连仅有的成果也失去。但只要回顾过去，不难发现政府的让步由来已久，见诸于取消强积金对冲，侍产假日数，用十年时间划一劳工假及公众假期，遑论未提上议事日程的全民退休保障和标准工时。试问劳工阶层可以再退让多少？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在社会经济危机时竭力保障劳工生活和健康，待经济复苏时享受共同富裕。职安健条例修订预计在上半年提交立法会，劳工处应争取时间游说商界调升最高罚金，令一众劳工安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