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共历史决议．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是要检视中国当今的政治情况，为未来治理提供历史启示，其中，对民主和治理做了很多的解释。在今天，民主的讨论和争议不断增加，但原因跟以往不一样。几十年前苏联解体，美国人宣称“历史终结”，资本主义民主完胜社会主义专制，当时的民主论述是美国人在自吹自擂，但现实让它有了说服力。然而，风水轮流转，金融风暴、社会撕裂、贫富差距持续恶化，都使美式民主受到很大质疑。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崛起，中国成为受尊重的新制度构想，中共提出全新的民主论述，虽然还不是主流，却已经对美式民主构成有力的挑战。这就让今天的民主讨论不再是一言堂，经历“占中”和2019骚乱的香港人对此应该很有感受。
民主政治的本质也是治理
政治的本质是治理，民主的原意不也是治理吗？解决人民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为人民提供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各展所长，部分人甚至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精英，这就是治理，亦是民主政治之所指。现代政治强调民主，出发点是要对公平正义有所要求，认为人民都应该有权公平合理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既能保障自己的权益，更要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民主是抽象的。在现实中，人民无法直接参与国家决策与资源分配，因此演变出选举、议会等民主机制。这种机制的普及，反过来证明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一种说法，终究无法从概念演变为现实。民主只是大家感受得到的理论，投票直接选出议员和总统是一种方法，在特定议题上就各种选项参与公投决策同样如此，但都只能够是民主被片面落实的形式。
民主是有关人民权力的行使。由于人民无法真实、直接行使权力，选举或公投等被视作适当的“民心”表述。这样的现实证明了“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它的意思是，当绝大多数人民满意国家治理，认为它符合自己的需要和期望，是民心所向，民主就实现了。这种满意能否每几年通过选举测试一次？看来是不足够的，中国从中悟出“全过程民主”的理论，而且积极尝试走这样的道路。
西方民主的选举机制本质上是在测试民心。几个候选人参选，几年一次，看谁获得较多选票，最能够被人民接受，成为议员或总统。就任之后，还要持续测试民心，民意调查以及媒体舆论自然成为检视人民意向的手段。每当民意支持度下降，胜选者就忧心忡忡；如果支持度上升，表示大家支持其施政，下一次选举胜出的几率就有保证。这些都是在证明“民心”何所向，能否说这就是“民主”？要视乎你是如何定义它。
现代政治的基础是民心，是大家是否支持当权者。如果支持，通常表示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大家都接受现状。民心既可以在选票中呈现，也可以通过社会是否和谐、人民是否有怨言来证明。美国被认为是民主的，因为它有选举，但美国社会冲突频发，政治撕裂，经济分配不公平，民心脆弱，对国家和政权都有着极大的不满意，这就是民主吗？中国没有西方定义的民主选举，但就算根据西方学者做的调查，中国人民高度认同自己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心悦诚服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你又能说它不是民主吗？这种差异如何用民主来解释，已经成为不少学者有兴趣的议题。
有效治理须解民心忧与盼
我一直认为民主是要来解决问题的，它不能够只是信仰、一种精神自渎。宗教信仰是关乎死后的未来，民主却是关乎当下的生活。民心也指向问题有否解决，解决了，民心就会是欢快的，解决不了，民心就会戚戚然。事实上，根据洛克或孟德斯鸠哲学思想设计的美国制度同样是从社会有效治理的视角出发。美国的建国历史就是欧洲的封建帝王和移民到美洲的中产阶级之间进行权力博弈的结果，打赢了独立战争的后者要制约政府权力，它的制度就是要服务这个目标。根据时代的变化，制度亦不断调整，但都是以治理有效性为原则，历来27次宪法修正案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变化。如果只有民主是美国立国的神圣原则，为什么女人、黑奴、移民在立国之后一百多年依然没有投票权，原住民更是被杀戮的对象？制度的改变是因为治理的需要，民主绝对不只是精神食粮，民心亦必然是具体的，关乎所有人，有了民心，民主才变得可能。
习近平用通俗的方式讲民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他是在间接回应一些人曾经批评中共“打下了江山”，却不懂得“坐江山”，甚至会很快丢失“江山”，意指中共不懂得治理国家，人民不满意它的治理，很快就要亡党亡国。“江山”通常是指强盗般的革命群体赢得天下之后只懂得坐享其成，不会像毛泽东当年进京的“赶考”心态，以沉重心情面对更严峻的治理挑战。明末清初的李自成就是打下了江山，在北京称帝数月，很快就被赶下台，从来无法得到民心。这里所说的“守江山”不是“守株待兔”的“守”，而是要积极治理国家，赢取民心。习近平强调的“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忧”与“盼”就是“心之所在”。
香港躁乱缘起政府失民心
香港2019年骚乱的内在因素就是政府失去了民心。修改逃犯条例不至于引发如此重大的社会冲突，然而分离主义者却借政府失去民心之机乘势而起，修改逃犯条例只是星星之火。“真普选”为什么在2014年成为无数年轻人的诉求？因为大家不满意社会治理，企图寻找自己参与治理的路径，很可惜，他们用错了方法。殖民地统治的后期也有零星的政制改革要求，但不至于发生骚乱，因为大家接受港英政府的社会改革。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动之后意识到自己民心尽失，因而在七、八十年代推出庞大社会改革，重新赢取民心，成效不菲。
相对于民主，民心是可以量度，甚至掌握的。历史地看，社会冲突就是民心不稳，社会改革和转型就是为了拯救民心。如果一个社会不是从民心角度审视社会冲突和变化，只会机械地以为选举就是社会改革，也就证明大家不懂得从治理的视角看民主。
所有人都知道住房是香港人的痛。当人们对自己的居所感到无助，为子女的未来忧心，为自己的晚年感到焦虑，他们能够对社会有信心吗？一旦有机会，他们怎么可能不发泄自己的怨愤，参与示威游行？这其实就是民心的展示，在美国、英国，以及无数的欧洲国家，制度或许是“民主”的，但示威成为常态，说明政府失去了民心。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这等大事都可以几年一变，今日是共和党的特朗普，明天是民主党的拜登。当我们说及“民意如流水”，不就是指民心吗？
经过2019年的社会骚乱，香港又被疫情蹂躏了两年，政府防疫问题多多，使得民心持续背离。不少人以为去年12月可以与内地通关，有机会与家人团年，却被新一波疫情彻底打破希望。大家当然不满国泰航空管理层，但更主要是对政府拒绝填补漏洞感到气愤，当洪为民的高官派对因为与会者染疫而曝光，社会的怨气更是聚焦在政府。这是民心的变化，可以此起彼伏。
争取民主立足于治理改革
香港的民主派只知道口讲民主，却不深究民主的真正意义，甚至将民主与治理区隔看待。更荒唐的是，他们将自己视作民主“权威”，将欧美民主视为圭臬，据此对内地如何发展民主高谈阔论、指手画脚，但无法解释两者之间治理的差距。香港今天的情况绝对不理想，但它的根源是治理出了问题，是政府失去民心。争取民主必须通过对治理进行改革，赢取民心，而不是像盲头苍蝇那样讲“真普选”。选举或许提供一时的变化，却绝不足以承担结构改革的重任。
如果政府能够跟随国内防疫抗疫做法，动态清零，两地通关，至少从事服务业的香港人会开心，能够回内地与家人团聚的港人亦会减少怨气。一旦政府尽快解决土地及住房短缺，民心必然极大提振，大家对政府的怨恨亦不会居高不下。市民可以避免每天长途跋涉来往居所与工作地点，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团聚或与朋友社交，心情必然更为舒畅。这些都是民心，而选举显然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路径。真正的前提是治理要发生变化，让民心回归，民主亦必然稍露曙光。
中共今天的成就无法抽象讨论，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内地人民的民心了解。通过它，我们可以知道内地的治理是如何赢得人民的爱戴，社会安定，内外团结。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是认识这种现实的最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