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七警案”痛定思痛　警方道歉非怯懦

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对七警案的裁决表示“非常难过”、“失落”，并表示警队会“歇（竭）尽所能”向七警及其家属提供一切可行援助。正所谓物伤其类，卢伟聪看见犯罪的同僚即将沦为阶下囚，心有戚戚，可以理解。无可否认，在占中期间，警员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时被辱骂，甚至面对肢体冲击、超时工作，压力着实不轻。但这不代表可将殴打市民合理化，尤其法庭已判七警罪成，警方就此道歉并非怯懦，须知，懂得就事件反省、检讨，才是真正的勇敢。

七警被判罪成后，部分撑警的市民替他们不值，认为事件起因是曾健超向警员淋水挑衅，而且事发时已是占领行动第18天，不少前线警员日以继夜执勤，身处高压的工作环境，更要面对一些占领者的指骂，甚至时有肢体冲击。所谓“人心肉造”，或因如此，七警才会一时怒火中烧，作出如此行为。

曾健超纵挑衅在先　动私刑于法难容

或许有些人会质疑法庭处事不公，特别是一些发起占中者尚未被绳之于法，七警岂有被判有罪之理？但按照一个人所共知的警民关系比喻，路人甲、乙过马路时皆“冲红灯”，但最终只有路人乙被抓个正着，路人甲却脱身，这可能令路人乙看起来比较“不幸”，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非被“冤枉”。而七警在“众目睽睽”下殴打曾健超，过程更被多家传媒的摄影记者同时拍得，成为呈堂证供，七警罪成，何以喊冤？

而更关键的是，就算占领运动时的环境再复杂，应付这些复杂环境，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事、尽忠职守，本来就是每一个警务人员的职责所在。正如在2013年时，法官沈智慧在审理一宗涉及警务人员的案件时就指出：“警察不是免费服务社会，They are well paid for it!”市民对警队有所期望，实属理所当然。

沈官的说法确有其根据，因为香港社会对维持警队的服务质素，一向毫不吝啬。一方面，警务人员的薪酬水平本来就相对优厚，警察的起薪点达22,410元，仅略低于工作性质特殊的飞行服务队，比起在纪律部队中获市民评分最高的消防员还要高出约3千元；另一方面，警队人手、资源相对充裕，现时警队乃公务员团队中最大的单一团队，据2015年警察年报，警队一共有36,262人，占公务员团队人数逾两成，警民比例位居世界前列。而据2016/17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警队的开支近174亿之多，比13/14年度增加近24亿。

道歉彰显警队自省　反思内部缺失

社会对警察付出庞大资源，除了是汲收过去警队贪污严重的历史教训外，也是寄望警队能够维持优秀的专业水平，纵使是面对复杂的环境，亦能保持可靠、高效的服务。正因如此，前线警务人员在占领期间所付出的汗水、辛劳，市民并非不理解，但七警在拘捕曾健超后，却向他动用私刑，这已有违公众对警察秉公执法的最基本期望，与应有的专业水平更相距甚远。

根据法庭的判决，七警所犯过错彰彰明甚，警方就此事致歉，实属理所当然。因为致歉并非如一些所谓“撑警”团体所指，是屈服、怯懦的行为，而是既要向公众表明，警队对犯错警员不徇私、不偏袒、不护短，是一支纪律严明、知所反省、懂得汲取教训的优秀公仆队伍；同时亦要警惕警队上上下下，无时无刻要恪守警务人员的专业操守，更应检讨警队高层的行动部署、人手资源调配等等是否有所缺失，加剧前线警员的执法困难，终致七警压力“爆煲”、犯下过错。

事实上，警民关系在过去也曾有美好时光，在李明逵出任警务处处长期间，市民对警队的满意净值曾录得连续四期达70%以上的佳绩，在邓竟成接任后，虽然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警民关系尚且平稳，及至被指最具鹰派色彩的曾伟雄出任处长后，警队的形象即跌至谷底，在其离任后首月，警队满意净值更低至20.9%，这可说是曾伟雄留下最大“遗产”。

警民关系何去何从　卢伟聪一念之间

相信不少市民犹记得李明逵、邓竟成领导下的警队也偶有犯错，但两人皆会就事件致歉，而李明逵更明言“无情况下警察可以挥拳打人”，其予人公正、无私之形象。然而，在曾伟雄出任处长后，就算有警员明显犯错，处长却鲜有致歉，在2011年曾伟雄以匪夷所思的“黑影论”解释李克强访港期间警员粗暴对待示威者、阻止记者采访，相信不少市民至今仍未释怀。当前警民关系仍处低潮，市民自然更期望，卢伟聪上任后会为警队形象、警民关系带来新气象。

警队之所以为“纪律部队”，就是因为对其纪律要求甚高，尤其警察被法律赋予行使武力维护法纪的特殊权力，其更须律己以严，若有过失，就更应该拿出勇气，认错改错。如何修补警民关系、改善警队形象，就在“一哥”卢伟聪的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