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杨千嬅是“怪兽家长”，还是教育价值失误？

近日，杨千嬅在2015年受访时讲述她斥责儿子“女性化”行为的片段，被亲子网Sunday Kiss重新上传，结果成为大众群起讨伐的对象，纷纷指责她是“怪兽家长”。

无疑，她的言论带有性别偏见；可是当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怪兽家长”表示厌恶，其实是在厌恶什么？

惊恐皆因性别认知不足

男孩子就一定喜欢蓝色，女孩子就喜欢粉红色；男孩子玩超人与模型，女孩子才会玩芭比与煮饭仔——杨千嬅的在访问中因担心儿子性别错乱而出现的惊恐，其实是一般大众对于性别的传统认知。长久以来，人们对性别的想像建立在生理性别的二元分类上，若有人不兼容于这种规律，就会无所适从。

事实上，无论在生物科学或行为科学上，这种想像与概念都不断遭到挑战与改变。在欧美地区，许多改革先锋多年来不断在社会与制度上努力，望可冲击社会的既有观念，让大众了解在广阔的性别光谱下，有更多不同的面向。早于二战结束后，与性学相关的书籍已随着性别平等运动而出现。1969年石墙骚乱后，同性恋者更在美国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争取同性恋的合法地位、社会认同和平等权利。经过多年抗争，自由主义者已普遍认同性别与认同不同（LGBT）的群体也应拥有同等人权；同性婚姻亦已在多地与国家合法。

性别平权的声音，透过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的结合，亦逐渐形成欧美地区大众的普遍认知。新一代天后Lady Gaga，就是其中一位酷儿所爱戴与标榜的人物。她的《Poker Face》、《Born This Way》与《Hair》都致力为酷儿群体发声。透过这位红遍全球的巨星，新一代未必了解酷儿理论，但她在歌曲中对“身体、性别、个人身份与性别认同，不必符合社会框架”的强调，却广泛地被年轻一代接纳拥抱。“Baby I was born this way”这种忠于自己的宣示，在80后与90后一代人中，深具影响力。

大众媒体加强性别意识，改变世代价值观 除了Lady Gaga高声为不同性别认同的人发声，争取平权以外，迪士尼动画公司近年来亦创作出更具性别平等意识的公主动画。有研究指出，过去的公主得到的赞美，大多只来自她们精致美丽的样貌。因其能力与勇气而得到的赞美百分比，在《睡公主》中只有8﹪，《灰姑娘》有18﹪，《白雪公主》更是0﹪。但在近年的《勇敢传说》中，56﹪受到的赞美是来自公主的能力与勇气；《冰雪奇缘》中也高达35﹪。不少女孩子在孩童时都喜欢装扮成公主模样，甚至进行角色扮演。迪士尼动画中公主形象与个性的转变，无疑会形塑和改变孩童对性别角色的认同与认知。

随着全球化与资讯科技的高速发展，如今世界各地的孩童，只需凭借卫星电视、电话、电脑等，就可方便地接收到社会进步的新思维。这使得他们对于社会的想像、个人价值取向以及身份认知，与传统思维迥然不同。现时香港的孩童正正是于新的价值观下长大的一代。

矛盾的是，接收资讯的途径虽是开放的，但现实的环境却相对封闭。香港社会讲求竞争，弱肉强食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与孩童在大众媒体上获得对世界的认知产生落差。孩童必须努力去除不符合框架的个性与习惯，才能融入对“正确”或“成功”定义单一的制度与社会环境；而紧张的家长则在旁监督，希望孩童能成为“人上人”。 如此一来，家长与孩童都困在只求效率与目标的牢笼，处于分裂状态。

勿把问题个人化 改变应从社会开始这种新旧观值观的落差，与社会现况的冲撞，经常令年轻人因无所适从而异常愤怒且悲哀。年轻人觉得上一辈（家长）没有思考体制好坏，只是功利地一味要求他们适应，无疑是建制的帮凶。父母与年轻人所期望的亦出现落差，结果令社会出现反扑声音，对“怪兽家长”提出指控。

可是，单纯的情绪宣泄及对怪兽家长问责，无助解决问题；要求子女与家长“努力去体恤对方”，问一声shall we talk亦难治本。香港与美国同样处于新自由主义体系与文化之中，因此问题与责任常会推向个人。但除了强调个人责任，我们还必须考虑制度所建构出来的意识型态与文化。新的价值观，必须有一套新的制度来配合，才可减少冲突，因应新思维的好坏而制订新政策亦可让香港社会变得更好。

无疑，香港社会许多方面都需要作出根本上的改变。当中，教育制度是最影响孩童日常生活的一环。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2017 年施政报告——教育局的政策措施》中，提到整个教育政策的抱负与使命：“培育人才始于教育。在教育政策方面，我们的抱负与使命是为学生提供全面而均衡的学习机会，让他们可以启发潜能，为全人发展，终身学习奠定基础，使他们学有所成，学以致用，为香港及国家作出贡献”。然而，当中“为香港及国家作出贡献”中所指的贡献是甚么，是否只是经济上的贡献？培育人才是否只为了在这个经济至上的社会带来更多劳动力？ 如果不改变当中只追求成绩与名次的制度，这只是一种空洞虚伪的包装与话语，欺骗自己，欺骗大众。

不合时宜或推卸责任的教育政策

教育本应是一个平台，让孩童发展与接纳不同的个性与身份，开放不同的讨论，让他们可接收到外来资讯，了解社会的现况与制度，从而选择往后的人生方向。但香港的教育制度早已变成只为了个人在阶梯上晋升的工具。回顾香港教育政策因社会的变化所作的改革，不是推卸责任，就是改革根本不合时宜。

举例来说，在性教育方面，政府虽然在2012年进行改革：于初中课程新增的生活与社会科加入“知情识性”学习单元，涵盖“恋爱认知”和“性态度的培养和发展”，亦设有延伸部份，讨论性骚扰行为、网上色情陷阱、意外怀孕的后果及影响等。但有教师指出，性教学资源库里仍列有早已不为年轻人使用的ICQ；而且同性恋、跨性别等“敏感议题”也没有正式纳入课程，无疑是与年轻人接触的资讯和议题严重脱节。另外，课程的教学模式依然是由老师主导，缺乏学生的讨论空间。而且许多老师的思想比学生更守旧，到底这种性教育最后有否成效？若有成效，会否又只是建立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框架呢？若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框架，又如何回应在全球化与资讯科技高速发展的世代下产生的新思维呢？

从上述例子可见，政府明显不理解年轻一代早已改变的价值观与主体，只以一个脱节的改革对应社会的变迁。而当有大事发生时，政府只以报告、文件回应社会的改变和期望，并无从年轻人角度出发思考他们所需，更没有任何治本之法。

另一例子是，吴克俭去年因多名孩童自杀而归咎于学生没有完善的生涯规划，疾言“我们一方面会加强支援中学的生涯规划教育和升学就业辅导服务，协助青年人认识自己，筹划未来；另一方面我们会提供灵活多元及多阶进出的升学、工作和进修途径，以及推广持续学习，以装备青年人追求他们的理想，并加强他们对协助青年人认识自己。我们会继续提供升读优质专上课程的机会，并会开拓和推广职业专才教育，以迎合青年人的多元兴趣。”虽然目标远大，但却没有相应制度让孩童认识自己，也没有一个相对的课程架构去培养孩子的兴趣与独特的主体性。功利、分banding的制度不变，口讲“灵活多元”、“协助青年人认识自己”、“追求理想”，其实只是一种官僚手段，以“政府做左野架喇”的态度，把责任推向学生、家长与学校，将问题归因于“家长管教不善”、“家长太怪兽”、“学生不够坚强、不堪一击”等等。

教育制度如何与世界接轨？无疑，每个孩童都有其独特的成长经验。然而，纵使孩童的成长有个人因素的影响，但制度所建构的日常生活，却也打压孩童的主体。综观世界各地，不少国家的教育政策与方法已跟随时代进行改变，因时制宜才能令学生可以更有个性与尊严地成长。

若参考学生学习成效世界第一的芬兰，他们的教育观是把“学生视作有血有肉的个体”，因此鼓励学生多玩乐多尝试，着重享受生活大小事，从经验中学习。因此学校里没有标准化的评核与考试、没有分banding、学生每星期亦只需上学二十小时。在制度细节上固然有必要再作更仔细的讨论；但其教育观以及勇于改革以实践抱负的态度与实际行动，确是值得港府借镜。

可笑的是，香港仍在就是否取消让孩童与家长痛苦不堪的TSA上争论不休，讨论层面亦只停留在同一框架与制度之中。若只是继续推行与维持不合社会需求的政策，打算以标准化的考核来磨灭孩童的主体性，又或视教育为用来换选票与利益的工具，最后不单让孩童与家长受苦，世代矛盾亦只会持续，政府也只会愈来愈“离地”，不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