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困于蓝绿动员之中？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民主峰会在周四至周五（9日至10日）举行，邀请了不同民主国家领袖、社会组织以及私营企业领袖出席。对于获得美国的邀请，台湾当局显得非常雀跃，派出政务委员唐凤及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向世界分享台湾的民主故事”，准备“向世界展现民主治理的成功经验”。

姑勿论美国对台湾的邀请乃出于东亚地缘政治战略考虑，冲着北京“一个中国”政策的底线，观乎台湾的民主故事似乎是“困局经验”多于“成功经验”。台湾在12月18日又将举行公投，加上蓝绿阵营近年一直纠缠于报复式的罢免投票，凡此种种似乎都只是说明台湾式民主的困局和尴尬。

台湾的公民公投和罢免投票

台湾12月18日将就“重启核四”、“反莱猪”、“公投绑大选”及“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三接）迁建”等议题进行全民投票，明年1月9日将举行台北市中正万华区无党籍立委林昶佐罢免案。

这些公投和罢免案都有其背景和原因，例如台湾社会对于进口美国肉类涉及莱克多巴胺农药的争议，林昶佐则有“台独”倾向。然而，若愈来愈多的议题都成为了公投议案，而蓝绿两党自2019年韩国瑜输掉大选起亦已发动至少14次罢免案，我们就难以否认台湾民主体制中的公民制衡机制已沦为两党动员机器，党争甚至有着逐步瘫痪政府运作的可能。而要细数成因，就必须从台湾的《公民投票法》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说起。

台湾自民主化以来便引入了《公民投票法》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本来，权力制衡机制无可否认有着重要的价值。尤其是民主体制本身一个重点就是防止独裁和暴政侵犯社会利益，当政府违反人民意愿，社会可以通过机制推翻不符合社会利益的政策或政治领袖，亦可以透过机制解决重大争议。

问题是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已经把相关制度利用成政治动员的工具。台湾的《公民投票法》通过以来，蓝绿两党一直寻求把公投的门槛降低，甚至尝试把每一项涉及争议的政策尝试放进公投的框架中，利用民意动员尝试在公投中刹停执政党议程。至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门槛过低，只需要选区中1%的选民连署就可以启动，同意票数达原举区选举人数的1/4就算通过。过去蓝绿两党的内斗就由议会中的打斗发展成整个社会的动员，台湾亦因此陷入无日无之的内斗和分化。

台湾面对的民粹主义陷阱

选举和公投作为机制的一部份，负责确保权力得以制衡，而且社会有权选择合适的领袖和代议士看管自己的利益。然而，民主制度不只是关于投票和选举，更牵涉如何确保上至领导人、下至公务员有一定的空间落实政策。台湾纵然设有投票和选举机制，公民有多种渠道参与政治，但却走不出民粹主义的陷阱。蓝绿阵营为求扩大政治版图，利用权力制衡机制互相否定对方，社会亦因此而陷入无日无之的内斗和纷争之中。

台湾成功从80年代的国民党威权年代过渡至民主化社会，但民主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模式。我们隔岸观察着台湾民主发展，不难发现当中的问题和困局，亦提醒了我们必须按照社会发展模式及政治变化，持续地突破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