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选举期的到来｜于品海

选举期又来了。我经常反思选举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改善人民生活？其他的想像，特别是沉迷于某种意识形态，只会让人精神错乱。

这一次立法会选举比较特别，一些人认为它没有朝着自己理解的“进步方向”前行，更不愿意接受中央政府是在用不一样的路径纠正立法会的混乱。改变会否“成功”，言人人殊。我愿意用积极的态度去接受改变，着眼点不在于直选议席有多少，而是它能否解决香港的施政困局，特别是针对深层次问题。有理由相信这次的改变可让立法会聚焦于解决问题——它放大了选举委员会的角色，借此保证议会的有效运作，改变政治斗兽场的旧有模式。

其实，立法会从来不是施政的主导者，更不是决策机构，从殖民地时期到现在，香港都是“行政主导”，立法会不可能越俎代庖。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人将其想像为香港的最高权力机构？

泛民为什么失败

这一次立法会选举有几个值得思考的现象，首先是泛民不再有参选的积极性，这不只是因为过不了资格审查，更重要的是受不了网络激进群体的语言暴力。温和泛民过去几年的遭遇可谓灾难，令人于心不忍，但政治就是这样。正所谓一子错，满盘皆落索，面对重大社会转型，如果不能够坚持原则，只懂得随波逐流，必然会被形势淘汰。泛民既然支撑不起社会激烈转型所需要的领导力，那就与社会的变化无关，只能“休息”。

我与不少泛民朋友相识几十年，一直欣赏他们的坚持和对基层的关怀，也与他们一样向往民主自由。但是，对于泛民长期以来在民生领域蜻蜓点水式的论政，以至盲目倒向暴力抗争，我也直斥其非，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偏见注定要失败。过去几十年，泛民强化了香港人对选举民主的重视，如果他们用同样力气推广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政府或许已把更多资源投放在民生领域，今天的社会也不至于如此撕裂。其实大家都认同社会必须改革，但过于聚焦在选举形式上是一叶障目，主次不分。

社会和政制的改革可以同步推进，政制更必须服务社会改革，改善市民生活。无视民生水深火热，一味空喊“普选”，结果是让社会失焦。更可悲的是泛民的论述被扭曲到荒唐地步，混淆了自由民主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平反六四”变成“打倒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变成“自决独立”。

不少人对泛民不积极参与这次选举感到可惜，甚至气愤。可惜是自然的，气愤就不必。香港的和理非群体不是泛民的“孝子贤孙”，不用为泛民近年在政治上的急剧崩塌而如丧考妣，因为政治本身就是现实的，从政者解决了问题就会被接受，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令社会及生活环境恶化，只能被淘汰。

建制需要新气象

泛民退场了，建制派又将何去何从？建制派享受着众多资源，却一直缺乏论政能力，难怪大家以为他们被“豢养”，只是“棋子”。公平地说，我认识的建制成员中有很多是极具想像力和战斗力的，也许是过时的政治伦理约束了他们。自从“夏骆新局”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选贤任能”取代了“忠诚废物”，这一次立法会选举的建制派参选人便有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新秀，可望带来论政新气象。

最近一些新闻将焦点放在建制派参选人是如何协调的，猜测是否中联办在“运筹帷幄”。放大这种猜测并没有意义，只能满足民粹思维——过往多次选举中都有第三人在各泛民党派之间“协调”，甚至发起“初选”。既然代表不同利益的泛民党派可以接受非正式选举程序排除或推举某些参选人，为什么一听闻中联办在建制各党派之间进行协调就变得大惊小怪？

中联办是中央政府派驻香港的代表，它在不同建制群体之中居间沟通并不奇怪，甚至是责任所在。大家更应该追问的是，建制政党为什么无法自己协调利益和立场，需要别人帮助沟通。过往，建制派虽然在立法会占据绝对多数，却是一盘散沙，代表商界利益的，属于专业团队的，以及代表基层的各自山头林立。他们本应在关键议题上团结一致，可事实并非如此；在不少民生事务上，则出现个别利益集团凌驾社会公益的乱象。我们曾经看见劳工组织在关于劳工权益的议题上“跪低”，被商界议员“领导”。建制派为何貌合神离，我们不得而知，但既然自己缺乏主见，被协调也就不足为奇了。

特首应是建制领导者

谈及建制派，不能不提特区政府，它作为建制力量的一部分，为什么在巨大社会动荡中失去战斗力，无法掌舵香港的航向，稳定民心？有人认为特首是中立的，我不敢苟同。特首必然属于建制派，而且是建制派的在任领导者，他应该与建制各党派保持紧密联系，担当统筹各建制派别利益的协调者。《基本法》不接受行政长官从属某个政党、受政党政治影响，但并不表示他要远离政党，不可以与个别党派作更多沟通。来自于香港的政协副主席亦可以发挥类似的协调作用。

在新的立法会选举到来之时，思考泛民与建制过往迷失，别具意义，尤其是这次选举与此息息相关。泛民和建制面对骚乱都彻底乱了分寸，最后中央用一纸《港区国安法》让大局稳定了下来。这个结果实在讽刺，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央一直静待香港立法，但我们无法完成工作，要让中央出手。这恰恰说明无论是泛民和建制都过于习惯殖民地式的管治，无法认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意思，不懂得什么是“一国两制”。一旦习惯了将自己的工作让别人代劳，到最后连自己发言的习惯都会丢失。

国家宪法清楚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全部为中央授予，《基本法》也对中央权力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在2014年的政制改革争议中，中央用“全面管治权”的说法强调这一事实，但同时坚持香港实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两者之间没有矛盾，然而，有人坚持自己定义的“一国两制”，对央港关系的本质视若无睹。既然如此，中央为什么要在乎你的误解？

泛民政党对内地和中央政府的偏见误导了不少香港人，他们过于迷信西方对中国的解读，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制造了不少不必要的冲突。建制派也有类似情况，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一国两制”的角色，不懂得与社会沟通，舆论透过“蛇斋饼粽”、“中联办通过建制政党干预香港”等等指责来表达对建制派工作的不满，无法相信建制派内部可以自己沟通，或者站在公共利益的视角协调立场。

这些表象让一些人借机散播中央政府破坏“一国两制”、否定“港人治港”等歪论。试问，拥有“全面管治权”的中央政府需要如此转折地“介入”香港事务吗？既然中央可在立法会无法履责时动用既有权力为香港立国安法，又为什么在小事情上“谨言慎行”？立法会本可自己解决“拉布”问题，为什么又要等到中联办被迫公开批评后才处理？如果香港的运作机制失灵，中央当然有责任介入，它亦已经适时介入，指责它过多干预是言过其实，说它偷偷摸摸干预，更是胡乱解读。香港是法治之地，绝不该容忍违法行为，甚至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香港的建制势力若尸位素餐，负最终责任的中央哪有袖手旁观之理？事后孔明地看，泛民或许会希望中央或香港政府尽早制止2019年骚乱的恶化，那样他们今天会有更多人继续参政。

政府中联办各有分工

时至今日，估计再没有人轻视中央在处理香港政治冲突时所拥有的工具和手段，更没有人怀疑它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决心。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香港的制度都不可能容忍挑战中央主权的政治行为。行政长官作为对中央政府负责的特区行政首长，连同作为中央驻港机构的中联办，他们都是建制一部分，毫无悬念，有责任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原则下“领导”建制群体，包括从政策和政治的视角。建制就应该代表香港的最广泛利益共同体，在政策上并不是中立的，必须站在大多数市民利益的一方，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利益群体，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所左右。在政治上，他们更不可能是中立的，必然是站在国家一边，既要维护国家主权，更要维护“一国两制”，据此维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准实施，对于任何损害香港稳定繁荣的政治行为，特别是违法的行为，必须即时及强力制止，包括有责任尽早制止任何幼稚和投机的政治行为。如果政府和中联办能够更早发挥领导力，坐言起行，一些人很可能不至于身陷囹圄。

政府与中联办是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意味建制政党等同政府或听命于中联办，亦不等同建制政党就要支持政府所有政策。政府、中联办与建制政党绝对有相互平衡和分工的角色，建制政党中亦可以包容各种不同观点和利益。作为政府的首长，行政长官应该针对具体事务“领导”不同利益阶层，包括与不同的建制群体进行政治协商。在协商过程中，行政长官应该发挥“领导”角色，但这并不是要建制派言听计从。至于中联办，作为中央在香港的“联络部门”，应该在更高层次和香港建制力量协同维护《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有人或许质疑，为什么“反对派”会被排除在讨论之外。其实，香港不是议会制，根本不存在英国制度中的反对派。又如美国，假若民主党人出任总统，共和党人控制国会，那谁是反对派？说到底，将某些政治人物归类为反对派只是口号式政治，是在贩卖政治怜悯，是选举政治的惯用伎俩。建制派和泛民只是不同政见群体，在某些政策上两者有着不同意见，但也在不少政策上观点一致。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就曾经明确认为不少泛民政治人物是建制的一部分。归根究柢，是否属建制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从来就有人希望自己永远是“反对派”，但这只能说是个别从政者自己的性格和意识形态，甚至是政治设计而已。

立法会参选人名单，请参阅《香港01》选举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