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半步恐“执输”　家家有本难念经

小六升中周二（7月8日）公布结果，九成半人获派首三志愿，八成半人获派第一志愿，理应皆大欢迎。但即使如此，在皇仁书院等传统名校门外依然可见大批家长排队“叩门”。哪怕子女已获派第一组别学校，但在“赢在起跑线”的观念驱动下，对教育资源的追逐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正如日前国际文凭（IB）放榜，以及下星期四中学文凭试（DSE）的结果也将揭晓，无数家庭的心情在这两星期都悬于一纸成绩单之上。香港社会本已竞争激烈，有家长又坦言担心外来专才的子女加剧竞争，难怪不少市民陷入一种集体焦虑，惶恐只要落后半步都会“执输”。

谁偷走了香港人的家庭快乐？

在升中派位的同一天，香港妇联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本港家庭的快乐指数同比大跌22个百分点，多达四成二的家庭认为生活“不愉快”。超过八成家长表示在辅导子女时面临巨大挑战，包括经济负担、时间不足，以及因功课压力而导致亲子关系恶化。这份调查可谓印证了放榜日焦虑背后的社会现实：家长白天为生计奔波，晚上回家又要担心子女在学业上落后于人，结果身心俱疲。

我们不能误以为这只是基层家庭的困境。正如有家长已为子女报读直资名校并且获得取录，但仍“叩门”期望就读顶尖官校，原因在于减轻学费负担。事实上，香港不少中产家庭虽然有能力供养子女读直资，但开支“一阔三大”，再加上住屋等生活成本，经济压力沉重。基层有基层的困难，但可以说中产也有中产的焦虑——他们作为典型的“夹心阶层”，有感未来充满不确定，尤其担心子女会“阶层滑落”。这种不安全感很自然地会驱使他们投入教育的“军备竞赛”，让子女从小学会十八般武艺。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哪个家庭可以生活得轻松愉快？

正视生活成本危机与中产阶级焦虑

生活成本危机、中产的焦虑困境，当然不只是香港独有的问题。美国人之所以选出特朗普，正是因为社会对现状累积了庞大不满。特朗普打著支持蓝领的名义上台，其施政却是新自由主义的极致体现。《大而美法案》非但没有纾解民困，反而为富裕阶层和企业提供永久性减税，同时削减穷人的医疗和食物补助。其政策只服务于顶层而牺牲多数人利益，只会加剧贫富不均，并进一步撕裂社会。其发动的关税战以保护本国工人为名，实际上却推高进口商品物价，最终成本只会由消费者承担。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加征关税令物价上升，另一方面又以《大而美法案》劫贫济富，两者夹击之下，美国广大百姓的生活根本不可能有所改善。

刚好最近在民主党控制的纽约市，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年轻人曼达尼（Zohran Mamdani）一战成名，极大机会成为新任市长。其政纲——免费巴士、公营超市、可负担住房与育儿服务——莫不直面纽约人的生活成本危机与中产阶级的焦虑。他的崛起证明了不论是纽约抑或美国其他城市，乃至于大洋彼岸的香港，或者其他经济体，唯有加强公共服务、重建社会安全网，将房屋、交通、医疗等基本生活所需“去商品化”，才能走出社会撕裂的困局。

寻租经济如何压垮香港人生活

香港没有特朗普，也没有曼达尼，但这个城市的困境和不满正在真实地反映于学校放榜、家庭调查、茶餐厅的对话与巴士车厢的疲惫面孔之中。妇联调查建议政府恢复2500元学生津贴，对于广大家庭而言不过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在所谓财政赤字的时期，政府必须展现决心，积极投资于公营教育、医疗、安老和育儿服务，从根源上正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社会集体焦虑。

但须指出，即使是“派糖”措施，也无法解决深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香港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并鼓励寻租经济，导致一小撮人透过物业不断升值而获利，社会大部分人却要承受愈来愈不合理的租金和生活成本。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政府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土地政策、产业以至经济结构，令发展成果更公平、更多人受惠。官员或许无法直接要求业主减租，但试想，如果往届政府已经引入空置税，业主今天又岂会不积极减租以留住租客？

改革并非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选择。任何政府都必须以服务社会大多数人为宗旨，而非维护少数既得利益，才能够赢得民意支持，团结整个社会。特首李家超正在筹备第四份《施政报告》，矢言会“以服务市民为中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令措施更对接市民的需求”。其具体会如何破除既得利益藩篱，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社会各界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