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美食家的蔡澜　香港曾经的文化时代

黄沾的歌词、金庸的江湖、倪匡的奇想，蔡澜的美食现在也化作了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不管是否合称他们为“四大才子”，一个时代的确被画上了句号。作为四位之中最后道别的一人，蔡澜曾经自言希望像弘一法师那样油枯灯灭、悲喜交集地离世，而世人只要说一句“那个癫佬走了”。

蔡澜是香港以至大中华，甚至是亚洲首屈一指的美食家。他曾经受邀出任国家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又出任过日本富士电视台美食节目《料理铁人》的评审，可见其文化底蕴、专业品味备受广泛认可。他在晚年曾经抛下一句“火锅是最没文化的料理方式”而引起争议，又批评过近年城中流行的厨师发办（Omakase）没有厨师技艺与灵魂。但即使不同意者，也无法否认其要求之高、美食文化之深。

众所周知，蔡澜钟爱九龙城而不喜九龙塘，绝不会唯贵是尚。他近年批评香港饮厅贵得不合理，个别以米芝莲来擡价。“一般茶餐厅、冰室之类的越开越多，不过是化了妆的大排档。另一方面的所谓高级餐厅，人均三千港币已经不够好，六七千的也开得有如春笋⋯⋯在茶餐厅三四十块港币也能吃到丰盛的午餐，但看别人那么穷奢极侈，心中积怨消除不了。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解决不了，只能摇头，只能摇头。”

香港的贫富悬殊，可以由出入餐厅看到很明显的分化。

从餐厅看贫富，可想而知蔡澜远非只是一位美食家，而称得上是“文化家”。从各地菜式看风土人情、地方文化不在话下，人称“蔡San”的他也不只对对日本文化了如指掌，也对西班牙艺术、画家毕加索、米罗、达利和建筑家高第略有研究。稍有年纪的香港人不会不知道，蔡澜在成为美食家、生活教父之前，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知名监制。

因为其亲与邵逸夫之渊源，蔡澜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电影，已直接为邵氏工作。他在邵氏和嘉禾的四十年生涯中，是连接香港与日本电影工业的桥梁，更以制片部副总裁的身份监制了《快餐车》、《龙兄虎弟》等多部成龙的动作大片。或许我们可以说，蔡澜“赢在起跑线”，就好像金庸出身海宁查氏望族，黄沾来自稳定的中产家庭，相对容易累积文化资本。但蔡澜之所以在书法大放异彩，金庸著作等身，黄沾笔下歌词无数，背后岂无个人付出、辛苦耕耘？倪匡更是以身无分文，由低做起，以一支笔书写科幻传奇。

金庸的武侠小说构建了一个中华文化江湖，黄沾雅俗共赏的词曲流露中文的优美，倪匡的以中文创作开拓了想像的边界，蔡澜以多媒体的方式定义了精致而豁达的生活哲学。四位的文化影响力辐射全球华人社区，体现了香港一代软实力。

蔡澜虽然曾经与黄沾和倪匡因为主持《今夜不设防》而并称，但“四大才子”的称号要到千禧年代才出现，很大程度上正好反映社会对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追忆。回望过去，香港人似乎相信曾经的文化盛世无法复制，怀念昔日经济腾飞、人才辈出、创作自由、香港文化影响力普及大中华。哪管他们本人是否乐见“四大才子”之名，香港人一而再道，其对于文化盛世一去不返的忧虑，以至是自信不再的心情，都是溢于言表。

如今世代与三四十年前毫无疑问不可同日而语，社交媒体彻底改变了文化生态，社会完全碎片化，“文化巨擘”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但君不见蔡澜经营YouTube频道，在微博坐拥近千万粉丝，又活跃于小红书？以年纪来说蔡澜八十有三，但却从未与时代脱节，《黑白大厨》、《九龙城寨》无不涉猎，用不同形式依然在散发影响力。年轻人关注他，学习的是美食，是文化，甚至是如何活得豁达。既然“前浪”也可以驾驭日新月异的环境，“后浪”又焉会没有机会再创文化盛世？

蔡澜游遍世界之后，心之所安、情之所归始终是香港，指著酒店窗外的维港说“睇吓（看吧）”。香港人作为他眼中“全世界最醒目的人”，自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定义属于新一代的香港文化、香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