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谈安全与发展　香港政府如何“更大担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周日（22日）与本港地区领袖座谈和考察社区客厅，晚上结束行程离港。行政长官李家超送别夏宝龙后表示，夏宝龙勉励他和特区政府统筹好安全和发展，用好现时安全稳定的局面，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并形容夏宝龙周六（21日）在《香港国安法》五周年论坛的发言“为香港之后的发展指明方向”。

作为国安法论坛的主旨发言，“安全”毫无疑问是夏宝龙的核心主题，然而除此之外，“发展”明显也是关键词。仅在发言涉及提醒的第二及第三部份，他提及“发展”一词十几次。如果将“经济”等相关词语也包括在内，所提及次数就更多。

而且不只次数多，夏宝龙表示“维护安全和推动发展都要坚定不移”，意味“发展”有如国家安全般重要。经过这几年来中央政府的耳提面命，香港官员深知安全的压倒性重要，但对于发展的同等重要，又是否意识得到？国家安全不只是保安局或个别官员，而是政府上下、所有司局长的责任，同样逻辑，发展岂会只是个别官员的工作？特区政府应该以维护安全的同等力度，处理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

夏宝龙引用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前半句意味随着《香港国安法》行之五年，发展的“前提”已经具备，必然要兑现“为了香港更好的发展，让香港市民过上更好的日子”的目标。那么夏宝龙——和我们——同样会问，市民是否切实感受到了更好的发展和生活？而后半句“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意味长治久安的基础不只是法律工具，还有经济、民生的改善。如果做生意的挨不下去，打工的饭碗不保，“深层次矛盾”无法解决，再强而有力的法律也好，社会稳定的基础怎能没有隐忧？既然发展本身足以影响社会稳定，我们自然不难理解为什么发展和安全同样重要。

论述安全和发展的关系之后，夏宝龙又提到了安全和人权自由的关系，简单而言就是直接指出两者并存而非对立。对国家安全和人权自由的平衡，打击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同时，保障全体香港居民的人权和自由，夏宝龙提到“必须长期坚持”。这代表了香港既不能为了人权自由而对国家安全有所动摇，也意味了安全保障不是要用来压倒人权自由。

正如夏宝龙指出，“正常的国际交往不仅不违反香港国安法，反而受香港国安法保护”，正常的国际考察或学术交流，参加驻港领事馆的正当活动，不应该被视之为犯禁。只要没有触碰国安界线，食肆的权利和自由都应该受到保障，其营业牌照不会被轻率吊销。“维护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毫无疑问是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根基和优势。

正所谓“last but not least”，夏宝龙发言的最后一点同样重要。“治理”、“管治”等字眼出现十多次，跟“发展”不遑多让。他明确要求政府“解放思想，革新管治理念，增强治理效能”，并直指要“以更大担当和魄力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既说“更大”，即使没有否定的意意，也肯定意味了目前的担当和魄力大可以进步。特区政府既然“在23条立法过程中……敢于担当”，在解决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敢于担当，能否更大担当，中央和香港社会都有期望。

在这次发言，夏宝龙再次提及要“识变应变求变”，而主语是“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既谓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他们自然要成为变革的引领者，而非站在一旁观察社会、跟随市场。面对当前经济逆境，不少商户当然在积极求变，找新的发展方向。但作为财政司司长，除了赞扬有商店推出“Espresso加橙汁”之外，有没有作为“第一责任人”，主导一场经济改革？陈茂波周日的网志罗列了GDP、IPO、人才引进等宏观数据，但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却在哪里？政府官员如何拿出“更大担当和魄力”？

当夏宝龙主任将“发展”提升至“安全”这样的高度，特区政府就不能只从几组经济数据来交差，而必须从社会稳定、人心回归、长治久安的根本作用“担当”责任。“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于‘总体’”，经济结构、社会民生不会被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