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食环署要追讨448日病假赔偿？

2019年1月11日，一名六旬市民在元朗横过马路时乱抛烟头，而遭食环署职员票控。事主拒纯交出身份证而引起争执，拉扯期间报称以原子笔刮伤一名食环署女助理小贩管理主任，留下红痕但未有流血。事主后检普通袭击罪成，被罚款3500元及判监14日，缓刑12个月。惟刑事责任完结，不代表事情告一段落。涉事食环署职员案发当日起放取病假至4月30日，长达110天病假。在复工约一年半后，其由2020年9月23日起，放取长达338天病假，至2021年8月26日。两段病假合计448天，近15个月。

涉事职员以“胸部及上肢受伤引致精神障碍”为由申请工伤补偿，以及评定为“擦伤”、“撞伤及瘀伤”及“胸”及“手/手掌”。其原先在2021年4月1日获发“评估证明书”，后再经覆检于2023年2月获发“覆检评估证明书”，评定5%的永久丧失工作能力，并透过代表律师就雇员补偿申索案件与食环署达成了共识。大约两年的复杂交涉，不知道是否侧面反映了食环署也对事件有所保留，甚至认为并不寻常。但无论如何，食环署2023年选择了透过律政司于事主发信，索偿涉事职员的病假开支193,824.51元及雇员补偿250,000元，合共443,824.5元。

事件曝光后，不少市民感到匪夷所思，好奇病假为何长达448天。认同立法会议员霍启刚所说的“合理性存疑”。退一步说，即使署方依照了程序，确认了所有医学判断，为什么要对事主民事追讨所有病假开支及工伤赔偿，更是令人疑惑。毕竟其早已为鲁莽行为付上代价——除了乱抛烟头的定额罚款外，更因普通袭击罪被法庭判罚3500元及监禁14天（缓刑12个月）。而食环署及其代表律政司自2023年8月发信追讨至今耗费已近两年，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处理行政及法律程序？以公帑计算，食环署以及律政司人员的时间成本不菲。最终所耗费的公帑，不排除比起索偿金额还要大。追讨行动的意义何在？

事实上，这样的执法纠缠绝非单一孤例，而是经常发生。食环署人员在前线执法时，因票控乱抛垃圾、处理小贩及店舖阻街等问题而与市民发生摩擦，甚至不幸受袭的事件。有市民判处社会服务令，也有人即时监禁十四天。对于其他职员遇袭个案，一般工伤病假长度为何？食环署是否每一宗都会不惜工本地追讨病假开支及雇员补偿？抑或是把时间、资源用在改善工作指引、提供足够培训及装备，从保障执勤安全的源头减少冲突？

议员霍启刚期望政府设立“更严谨的病假审核机制”，可谓合情合理，亦是对公共资源负责的表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虽称有“全面严谨”的机制，但即使不谈本案，17万公务员中约七成人（12万人）在去年曾放取病假，当中219人被要求到指定政府或医管局医生求诊，约0.18%的比例是否真的反映了病假审批的严谨程度？公务员事务局如何杜绝潜在的“小病大假”或不合理的长期病假申请？更令人不解的是，当议员查询“过去5年，每年有多少宗公务员因执勤时受伤而放取持久病假，但最终成为怀疑滥用病假的个案”时，政府却“没有备存质询所述的统计数字”。无此数据，当局如何评估其病假管理机制的成效，又如何回应社会的疑虑？

在法律上，食环署有权追讨赔偿，从事主不获批法援、议员去信律政司情商来看，似乎诉讼的结果也大致可料。惟除了以法为基，政府还得以理服人，以情动众，顾及社会观感与公众利益。无论如何，“以人为本”就是最浅白的准则。官员“不评论个别案件”或者只是重复既有程序，通常都无法回应市民合情的忧虑、合理的疑惑。对于公务员团队，政府既要保障他们因工受伤的合理权益，但也要杜绝滥用公共资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