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斗争迷思　何时踏上善治？

“47人颠覆案”的部份被告已接近完成他们的刑期，其中刑期相对较轻、被判监禁4年2个月的四名被告——毛孟静、谭文豪、郭家麒及范国威于今日（4月29日）刑满出狱。毛孟静、谭文豪均等在求情阶段已表达了歉意或悔意，他们亦都选择了认罪。法官考虑到他们过往的公共服务以及对相关法律的无知，分别给予了三个月的刑期扣减。

就法律原则来说，并没有“不知者不罪”。无知不能作为脱罪的理由，最多只能在罪名成立后的判刑阶段，作为求情的因素以争取较轻的刑罚，例如减免数月刑期。此“47人颠覆案”中，多名被告计划在立法会取得过半数议席后，不论利弊或内容如何，无差别地否决政府提出的任何财政预算案或公共开支议案。法庭认为这必然会导致政府运作瘫痪，无可避免地动摇香港的政治稳定，甚至引发宪制危机。令人疑惑的是，这正是《港区国安法》第22条所明确针对的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为何一些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当初未能预见到法律后果？尤其当时官方已严词警告，他们为何未能意识到潜在的重大危机？

民粹冲昏　付出了沉重代价

许多被定罪的被告都曾长期服务香港社会，这也是法庭在判刑时予以部分刑期扣减的原因之一，例如毛孟静、范国威、林卓廷、黄碧云、梁国雄等均担任立法会议员多年，理应具备相对成熟的政治判断力和对法律界线的认知。他们要在狱人度过一段日子，不论是长或短，难免令人惋惜。为何在2019年的社会骚乱之后，他们会自甘于站在危墙之下，参与如此高风险的斗争行动？就好像曾经作为香港第一大党的民主党，近期已启动内部解散程序的讨论。他们明明在诸多民生议题上作出过贡献，但因为卷入政治斗争而最终选择自行结束，难道不可惜吗？为何像何俊仁、刘慧卿等民主党前辈曾经明白，政治不能只有无止境的斗争，而需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寻求沟通与协商，但后来的从政者似乎遗忘了这一点？

或许，一些从政多年的领袖人物之所以会迷失方向，恰恰是因为他们长期沉浸在某种政治生态之中。从“五区公投”、反国教运动到占领运动，他们可能逐渐将政治斗争视为从政的全部，误以为只要顺应民粹的激昂情绪，就能一路畅通地走入立法会，甚至觊觎更高的政治位置。结果当2019年社会爆发骚乱，他们便失去了政治定力，被当时的社会氛围所裹挟，迷失了方向。正如区诺轩在狱中书信所引用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所暗示，旁观者的鼓噪最终让局中人付出了沉重代价。

告别“揽炒”　政治本质是什么？

政治，在大众的印象中，或许常常与斗争划上等号，看看美剧《纸牌屋》、重返了白宫的特朗普、败走唐宁街的约翰逊，莫不印证了这一点。然而，政治的根本目标应当是追求“善治”，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础，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与发展。这是为什么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所构建的香港政治体制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被设定为“互相制衡、互相配合”，而非全然的对抗或斗争。香港的宪政秩序根本不容许被任何人“揽炒”，行政长官拥有由中央赋予、相对独立的宪制地位，并不完全受制于立法机关。既然特首的任免权在中央，即使立法会通过弹劾案，仍需中央作最终决定，为什么大家又会以为可以利用立法会来跟特首斗争？

如今，社会各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会内部消耗巨大，而案中的被告也经历了牢狱之灾。随着他们陆续完成刑期，重新回家，我们不禁要问：香港变得更好了吗？社会大众和从政者是否真正理解政治的核心应是善治，而非无止境的斗争？现届立法会是否明白了自身的宪制责任，致力于建设而非仅仅是批评？他们或许自以为赢了一仗，在立法会可以独大了，但任谁都看到香港经济并未好转，甚至面临更大挑战。店舖结业潮持续，的士司机与网约车平台不必要对立起来，公共房屋轮候时间依然漫长，想置业的市民因为经济压力而却步⋯⋯这难道达到了“善治”的标准？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过去几年的事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在未来共同努力建设好这个城市，专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样才不至于让过去付出的巨大代价变得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