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议会的表现市民“收货”吗？

自这一届区议会开始，根据《履职监察制度指引》，区议员须每年向区议会主席提交工作报告，并公开供市民查阅，让公众了解区议员的工作表现，增强透明度。《香港01》走访查阅后，却看见区议员在处理市民个案数量、参与社区活动以及跟进地区议题等方面呈现显著差异。这不禁令人思考区议会如何在改制后更好地服务市民、回应社区需求，并赢得市民的认同？而区议会主席又该如何发挥更大作用？

工作报告涵盖了区议员在“接获市民意见或查询的次数及跟进情况”、“关注的地区议题及跟进工作”以及“曾协助举办的社区参与活动”等多方面的表现。从数据上看，一些区议员展现了令人瞩目的工作量。例如，有议员全年处理超过2000宗个案，平均每天完成5宗。然而，有议员全年仅处理数十宗个案，平均每周不足一宗。这种差异在不同类型的议员之间似乎较明显，例如直选议员的个案量高于委任议员或当然议员，在某些地区相比四倍以上。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落差？是地区特性、个人能力还是工作态度的不同？

除了个案数量，背后的质素同样值得深思。这些个案多数被归类为“一般查询”，涉及市民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但“一般查询”的定义并未在报告中明确说明，这使得公众难以评估这些个案的实质内容与处理难度。虽然有议员巨细无遗地列出多次实地视察与调查的成果，但部分人在报告中对地区议题的描述较为笼统，缺乏具体跟进细节。

在“曾协助举办的社区参与活动”一栏中，区议员报告的活动类型似乎多元，如中医义诊、足球赛、国安嘉年华、长者义剪、派饭、疫苗接种等。然而，有人将转发Facebook贴文宣传民政活动纳入工作成绩，有的举办仅2人参加的协助申请电费补贴活动，还有议员将对象仅为区议员的培训班列为“社区参与活动”。这些例子是否反映了对“社区参与”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

区议会改制后引入的履职监察制度无疑是一大进步。工作报告的公开让市民有机会了解区议员的付出，增强了问责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指出，本届区议会的透明度堪称“历届之最”，并计划增设流动会客室以进一步拉近与市民的距离。然而，报告中大量个案被归类为“一般查询”或“其他”，可能削监察作用。未来是否能更细化分类，让市民清楚了解区议员在环境卫生、交通、房屋等具体领域的贡献？再者，市民查阅报告需亲身前往区议会秘书处，且不准拍摄，只能手写记录或付费影印，这种方式是否真正方便市民监督？在电子化年代，是否可以考虑更方便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区议会工作？

区议会的核心职能是为市民和社区服务，然而部分活动的参与人数极少，甚至仅有个位数，这是否真正达到了服务广大市民的目的？此外，有些议员将转发社交媒体贴文或接受传媒访问也列入工作成果，虽然这些行为有助宣传，但是否应与直接服务社区的工作有所区分？区议员的工作量差异或许确如麦美娟所言，受地区人口密度、个案性质等因素影响。然而，这同时也带了一个问题——如何确保所有社区居民，无论人口密度高低，都能获得同等质量的区议会服务？

区议会的表现不仅取决于个别议员的努力，更与主席的领导力息息相关。各区民政事务专员作为区议会主席，有责任确保区议会成为一个高效的服务平台，而非仅仅是数字的汇总者。例如，对于个案处理量较少的议员，主席能否通过培训或经验分享，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回应市民需求？又例如民政专员可否推动更清晰的指标，明确“社区参与活动”的定义等，避免将纯粹宣传行为与实际服务混淆？

区议会改制后的首年工作报告，既是对过去一年表现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方向的启示。数据上的差异不用过分解读，但也提醒了区议员他们的角色远不止于完成任务，而是要真正成为市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各区民政事务专员作为区议会主席，应以提升整体表现为己任，通过监督与支持，让每位议员无论是直选、委任还是当然议员，都能以服务社区为目标，用实际行动赢得市民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