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躺平论是伪命题

2025/26年度的公屋入息和资产限额将会平均上升1.7%，以两人家庭计算，入息限额由19730元提高至20230元，资产限额由38.7万加至39.4万元。政府提到这次调整是根据既定机制，考虑了住户的住屋开支和非住屋开支等。

有趣的是，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多位议员都没有讨论具体数字，而是直接质疑目前的公屋政策是否出了问题。例如选举委员会的洪雯形容调整公屋入息限额是“无解的死结”，因为限额提高多一些，市民的轮候时间就更长，有需要者更难上楼；但是限额提高少一些，更多人就会为了轮候公屋而放弃工作，社会的负担更加重。

乍听之下不无道理，但轮候时间加长的说法假设了公屋供应不变。然而，目前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高达5.3年，长者单身人士也要等3.4年，原因是在于入息限额很高吗？没有人不知道这是源于过去曾经出现政策错误，疏于造地建屋，令后来的供应跟不上社会需求。目前家庭申请及长者一人申请达到118600宗，非长者一人申请86200宗，加起来超过20万。然而今年度房委会和房协的出租单位供应量只是1.9万，下年度预测是1.8万左右，显见供应不足才是问题所在。

再者，所谓“公屋成为市民的最佳选择，太多人想入住，建多少都不够”，也脱离了市民认知的现实。一个选项的吸引力，从来都是相对于其他选项而言。与其说公屋是“最佳选择”，倒不如说是基层市民的“唯一选择”。即使是30年楼龄的私楼单位，月租动辄也要万三、万四元，以公屋入息上限两万元的二人家庭来计算，难道他们要把七成收入都用来租楼？至于可能要七位数的置业首付，对不少市民来说更是高不可攀。正如在立法会会议上，议员杨永杰指出“看更月薪13,500元，地盘保安14,000元，两夫妻做看更已超标，住私楼只能住㓥房”，这具体说明了基层市民并非“选择”公屋，而是被现实逼了入困境。换个说法，若然私楼价格合理，租金只占收入两三成，难道还要担心市民不租楼吗？公屋自然不再是“最佳选择”。

我们当然不鼓励市民为了申请公屋而“躺平”，但公屋却不能跟“缺乏向上流动”简单划上等号。公屋租金合理，最大好处是让住户节省开支，帮助他们储蓄。正如议员郭伟强参考新加坡后形客公屋可以“藏富于民”，令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提高。事实上，新加坡的组屋政策覆盖八成人口，但有人会说他们“养懒人”、社会“躺平”、“缺乏向上流动”吗？相反，新加坡的家庭入息在2000年至2020年间大增九成，同期房屋价格只上升五成，香港这两组数字却刚好相反，前者是六成而后者是激增三倍。真正制约香港社会流动性的是收入增长，居住公屋只是结构问题下的结果而非成因。

如果公屋住户收入和资产增长，目前的富户政策已有“双倍租金”与“收回单位”机制。以二人家庭为例，如果入息超过大约10万元，资产超过大约200万，他们会被强制迁出。这样的住户理论上具备购买居屋的能力，但居屋却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居屋2024”仅提供7千多个单位，收到申请却超过10万份，超额认购14倍。即使富户转为绿表申请，竞争依然激烈。换言之要鼓励富户迁出公屋，前提是大幅增加居屋供应，为市民提供公屋之外的第二选择。关键仍然离不开增加供应。

调整轮候公屋的入息限额，或许是一个无解的死结，但这个结却是由供应不足与私楼市场的现实双方拉成。归根结柢，所有人都希望香港人既有安居之所，又有流动之机。与其空谈阶梯，出路始终在于务实增加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