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躺平论是伪命题
2025/26年度的公屋入息和资产限额将会平均上升1.7%,以两人家庭计算,入息限额由19730元提高至20230元,资产限额由38.7万加至39.4万元。政府提到这次调整是根据既定机制,考虑了住户的住屋开支和非住屋开支等。
有趣的是,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多位议员都没有讨论具体数字,而是直接质疑目前的公屋政策是否出了问题。例如选举委员会的洪雯形容调整公屋入息限额是“无解的死结”,因为限额提高多一些,市民的轮候时间就更长,有需要者更难上楼;但是限额提高少一些,更多人就会为了轮候公屋而放弃工作,社会的负担更加重。
乍听之下不无道理,但轮候时间加长的说法假设了公屋供应不变。然而,目前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高达5.3年,长者单身人士也要等3.4年,原因是在于入息限额很高吗?没有人不知道这是源于过去曾经出现政策错误,疏于造地建屋,令后来的供应跟不上社会需求。目前家庭申请及长者一人申请达到118600宗,非长者一人申请86200宗,加起来超过20万。然而今年度房委会和房协的出租单位供应量只是1.9万,下年度预测是1.8万左右,显见供应不足才是问题所在。
再者,所谓“公屋成为市民的最佳选择,太多人想入住,建多少都不够”,也脱离了市民认知的现实。一个选项的吸引力,从来都是相对于其他选项而言。与其说公屋是“最佳选择”,倒不如说是基层市民的“唯一选择”。即使是30年楼龄的私楼单位,月租动辄也要万三、万四元,以公屋入息上限两万元的二人家庭来计算,难道他们要把七成收入都用来租楼?至于可能要七位数的置业首付,对不少市民来说更是高不可攀。正如在立法会会议上,议员杨永杰指出“看更月薪13,500元,地盘保安14,000元,两夫妻做看更已超标,住私楼只能住㓥房”,这具体说明了基层市民并非“选择”公屋,而是被现实逼了入困境。换个说法,若然私楼价格合理,租金只占收入两三成,难道还要担心市民不租楼吗?公屋自然不再是“最佳选择”。
我们当然不鼓励市民为了申请公屋而“躺平”,但公屋却不能跟“缺乏向上流动”简单划上等号。公屋租金合理,最大好处是让住户节省开支,帮助他们储蓄。正如议员郭伟强参考新加坡后形客公屋可以“藏富于民”,令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提高。事实上,新加坡的组屋政策覆盖八成人口,但有人会说他们“养懒人”、社会“躺平”、“缺乏向上流动”吗?相反,新加坡的家庭入息在2000年至2020年间大增九成,同期房屋价格只上升五成,香港这两组数字却刚好相反,前者是六成而后者是激增三倍。真正制约香港社会流动性的是收入增长,居住公屋只是结构问题下的结果而非成因。
如果公屋住户收入和资产增长,目前的富户政策已有“双倍租金”与“收回单位”机制。以二人家庭为例,如果入息超过大约10万元,资产超过大约200万,他们会被强制迁出。这样的住户理论上具备购买居屋的能力,但居屋却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居屋2024”仅提供7千多个单位,收到申请却超过10万份,超额认购14倍。即使富户转为绿表申请,竞争依然激烈。换言之要鼓励富户迁出公屋,前提是大幅增加居屋供应,为市民提供公屋之外的第二选择。关键仍然离不开增加供应。
调整轮候公屋的入息限额,或许是一个无解的死结,但这个结却是由供应不足与私楼市场的现实双方拉成。归根结柢,所有人都希望香港人既有安居之所,又有流动之机。与其空谈阶梯,出路始终在于务实增加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