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舞派3》折射工厦活化问题　社区重建理应顾及文化发展

2013年青春热舞的本土电影《狂舞派》赢得票房及掌声，八年后原班人马再度添食，开拍续集《狂舞派3》，并于逆市开张的坚尼地城高先电影院隆重首映。为何《狂舞派3》跳过了第二集直接进入第三集，观众要入场观看才明白，不过《狂舞派3》与前作气氛和主题都不甚相同，第一集的强烈青春校园热血较像《舞出真我》般侧重跳舞情节，八年后各个角色却皆在社会中力争上游，不断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交战，也触发背后都市规划、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等较为严肃的议题。

故事主要围绕着一群在“龙城”工厦区窝居的Hip Hop歌手、独立创意媒体老板、排舞师、地下舞者、街头表演者、街头涂鸦艺术家、以士多为居的小童舞者等。这群合称“KIDA”（Kowloon Industrial District Artists）的艺术人在工厦区的艺术创作遇上种种限制，如在电影一开首便遭到政府人员突撃巡查有否违反工厦用途而要“走鬼”，然后在街头表演时又被政府人员以噪音投诉为由制止，排舞师的舞蹈室又遭业主疯狂加租等，皆显示在工厦区为家的地下艺术创作人不断受到不同方面、不同形式的窒碍。

故事中段KIDA受到一项由城市优化委员会发出的工作邀请，要为龙城区注入街舞、音乐、涂鸦等元素的城市“优化计划”，但大部份艺术人皆心知肚明，计划名义上是要向社会推广Hip Hop文化，实际上却是为地产霸权涂脂抹粉的形象工程。眼利的观众均知道电影中的工厦区虽名为龙城区，但实际取景则取自近年政府极力打造为另一个核心商业区的观塘。而电影中的活化计划，也明显影射政府大力推动的“起动九龙东”重建项目。一幕幕大兴土木的鸟瞰工地画面，旧式工厦纷纷换上美仑美奂的落地玻璃商厦，九龙东居民必不陌生。

业主宁重建不改装　艺术人难生存

本来旧式工厦区重建活化，释放空间及注入经济新动力无可厚非。曾荫权年代以来的三任特首皆推出过活化工厦政策，准许业主将工厦翻新及改变成商业用途，但往往被批评向大业主倾斜。活化措施亦令区内工厦租金飙升，扼杀艺术创作者生存空间。林郑月娥对民间批评似有回应，于《2018年施政报告》公布的“活化工厦政策2.0”便豁免工厦内的艺术创作工作室更改地契，又在改装商厦上新增附加条件，要求业主将10%楼面租予作文化艺术及创意产业用途，不过结果大业主选择宁愿整座重建也不愿配合政府扶助艺术的用心。

在第二轮活化计划里，城市规划委员会截至2020年11月共收到逾50宗重建工厦申请，而整幢改装城规会及地政总署至2020年初却分别只收到四宗及正在处理两宗申请。重建与改装申请数字相距甚远，或源于重建项目地积比率最多可达两成，改装商厦附带条件则可能令业主以从事艺术及创意的租客本身承租能力较低而却步。政府活化工厦政策未能有效扶助在工厦生存的创意产业，还助长活化计划变成另一个地产项目，无助解决区内租金不断上升之余，也令独立文化艺术空间不断受到压缩，在此大环境下政府小恩小惠反而更形卑微。

前身为Hidden Agenda的著名独立表演空间This Town Needs，一年前终于抵受不住营运压力而倒闭，令乐迷大感不值。本来工厦空间宽广、租金低廉，为音乐表演场地的容身之所。然而正如《狂舞派3》剧情形容的一样，政府对工厦活动有种种掣肘，如食环署指控Hidden Agenda没有娱乐场所牌照、地政总署又指其用途违反工厦地契等，加上其活化工厦政策令租金上涨，迫令独立表演场地终被逐出工厦空间。文化艺术创作者不胜枚举的同类经历，在电影里换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后，足够让人反思工厦重建成一簇簇繁华商厦的代价。

士绅化扼杀多元文化　侵害都市权

旧区“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过程在外国城市一样屡见不鲜，在社区重建下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换来焕然一新的外观和昌旺的经济生产，但同时也破坏了原生的社区面貌、文化、网络及关系，亦令原居住的低收入者不得不迁往更偏远或条件更差的地区。此加剧贫富之间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之余，也令大财团、大业主以及其代表的主流商业社会的消费主义模式及生活方式，取代及移除小店、老店、独立于主流以外的文化艺术、创意产业、生活模式，扼杀我们对城市及生活的多元想像。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早于1968年提出“都市权”（right to the city）概念，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迅速都市化时，都市生活沦为物质商业产物、社区内的人际社会逐渐疏离、公共空间及管治成为私有的商品。著名美国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rvey）更提出，都市权不仅是个人获得都市资源的自由，亦是透过改变都市从而改变自己的权利，并且为重塑都市化过程的集体权利。正如《狂舞派3》主题曲〈欢迎嚟到呢座城市〉的歌词所言，“一个城市应该由佢嘅人民定义”，在工厦活化以至都市化过程中政府的宗旨亦应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