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建制斤两多少　社会将有目共睹

民主派议员周二（12月1日）撤出立法会，意味行政立法皆已成为政府和建制派的天下，“全面执政”是否就会带来新局面？部份人对此有期望，因为他们认定民主派过往一直阻碍政府施政，但更多人根本没有期望，皆因执政联盟从没做好份内事——对于困扰香港的深层次问题，政府不知如何处理，最多只是摆出一副积极处理的模样；建制派同样不堪，对当局的批评根本搔不着痒处，本质上仍是政府“啦啦队”。当执政联盟只是这样子，香港又怎会有善治？

所谓“深层次问题”其实并不复杂，简单而言就是要解决经济结构畸型、分配不均的问题，为香港带来公平正义。这个道理非常浅白，相信政府已从“㓥房”、“麦难民”、青年躁动等问题看到端倪，明白香港现有管治体系已无法回应时代需求。可是，或许因为长期积习的思维惰性窒碍“解放思想”，又或许因为欠缺魄力撼动既得利益，真正有意义的改革总是难以推展。

某程度上，港府正在尝试解决深层次问题，但外界却看不到它有足够魄力和胆识。例如在事关民生福祉的住屋问题上，《施政报告》宁愿提出十年内提供30万个公营单位、望梅止渴式的“远景”，也不落实相对便捷、全面发展172公顷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的方案，且慢条斯理地研究而不是尽快推行“㓥房”租务管制；至于在调整经济结构上，政府仅有零碎的行政措施充撑场面，整全的经济改革蓝图欠奉。扮有改革，等于没有改革。试问这种办事能力又怎能解决深层次问题？

相信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立法会没有民主派“阻挠”便会雨过天青。香港政治体制下，政府享有“行政主导”优势，再加上控制议会的建制盟友支持，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改革自然水到渠成。问题是政府欠缺打倒昨日之我的气魄，建制派又继续口里批评但却在行动上“盲撑”政府，深层次问题于是从未受到正视。

解放思想　推动改革

当香港还在踌躇之际，我们不妨看看内地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经验。内地在“文革”后曾有过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方是华国锋所提倡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一种近乎盲目的教条式思维；另一方则是邓小平、胡耀邦所代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则是一种灵活的、依时而变的思维。改革开放初期，两种思维互相比并，孰优孰劣很难讲得清楚，但经过四十多年实践，大家都已经知道答案。

这并不是说，香港要学习内地的一切，因为两地毕竟有颇大差异，但香港必须学习内地的灵活变通，突破长期积习的思维惰性。林郑月娥最近自称在经历去年的骚乱后，现时“更有信心、更加坚定”（more confident, resolute），可惜最近的《施政报告》仍然无法让人看到曙光。口讲改革而没有实质改革，或者只有“唔汤唔水”的改革，并不是香港市民想要的。如果林郑继续浪费光阴，只会受到更多市民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