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DQ｜“抗争”绝非香港出路

民主党许智峰在泛民“总辞”后回顾四年议会工作，认为最大得着是在反修例抗争上能与港人同行，他在谈及未来工作时表明会用尽自己的身位拉近泛民与“抗争派”的距离，处理彼此的理念差异，又强调阵营应该将枪口一致对外。这显然是对抗思维的延续，也是当局者迷下的必然结果，但是政治世界讲求现实，联同“抗争派”与中央硬碰硬兑现不了美好的将来。泛民与其再胡思乱想，倒不如思考如何在矛盾中争取合作，将遇到逆风的“一国两制”拨乱反正。

到了今天，恐怕没有人会否认香港正处于政治矛盾异常突出的畸型状态。这为什么会发生？因为香港政治偏离了“一国两制”轨道，越过了红线。一场源于政府粗暴修例的示威，最后却演变成明显威胁社会稳定的骚乱；“自决”、“港独”、“揽炒”思潮的涌现，则令香港在“一国两制”宪制安排下的地位受到挑战。这些畸型发展导致了《港区国安法》和DQ的实施。无可否认，这是极其不幸的，愈来愈多人看到局势的发展后都在慨叹香港“回不了过去”。

我们要问，“过去”的香港是怎样的？曾几何时，许智峰所属的民主党走入中联办，促成回归以来唯一一次成功的政改，这是理性沟通和妥协的结果。事实上，直至数年前，民主党仍然相当理性，胡志伟在2016年12月当选民主党主席时还表示为了利益和福祉，不会抗拒与中央政府沟通，而许智峰在同年初入议会时还想着做“环保斗士”，有一副理性议政的姿态。

理性议政　香港所需

可惜，后来的民主党却失去分寸。去年的反修例骚乱令社会陷入空前撕裂，民主党不单没有尝试制止，反而充当“抗争派”的啦啦队；而在议会内，这个在许多人眼中属中产专业代表的政党，居然不必要地阻挠《国歌法》通过，以种种鲁莽手段挑战中央原则底线。曾几何时，香港人对“文明”二字非常执着，会欣赏李柱铭和曾钰成那种君子之争，会批评打架的台湾立委不顾体统，但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当下的香港，理性论政被扭曲为对不义制度的加持，与中央和建制的良性互动被强辞夺理地贬斥为“投降”、“跪低”，仿佛除了“抗争”就别无他选。但我们要冷静地思考，究竟“抗争派”究竟为香港争取了什么？首先，他们为香港争取了《港区国安法》；其次，在他们的“国际线”围堵下，中国不单没有受到打击，反观香港却在折腾。更可悲的是，在“抗争”过程中，许多泛民政客及其“和理非”民众却受到欺瞒，误以为“抗争”真是香港的出路。

我们并不认同香港出路在于“抗争”，因为它根本兑现不了一个美好的将来；当然，我们亦不要走向另一极端，盲目顺从政府。我们应当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先以改革回应社会经济矛盾，再按“一国两制”原则解决政改争议。只要这样，香港才不致于在混乱和失序中蹉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