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疫到社经政制　瑞典模式的启示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世界焦点一直放在疫症首先大规模爆发的中国、欧洲首个大规模爆发国家意大利、首相约翰逊染疫的英国、最多确诊及死亡病例的美国，以及个案破百万的印度、巴西、俄罗斯。不过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为首先提出“群体免疫”论，主张温和非强制的抗疫政策的瑞典。而于现时欧洲各国迎接新一波疫情之际，瑞典未见如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个案急升，亦令人重新思考瑞典以及瑞典模式的奥妙。

瑞典一直为外界所争议的北欧国度，不论左派抑或右派，皆会认同瑞典比任何西方国家更接近实行社会主义，而其对移民的开放政策，亦令支持者及反对者用以同时作为其正面或反面教材。就连瑞典的性服务，以出售性服务行为为合法，但协助出售性服务或享用性服务者为非法的制度，亦为正反双方经常引用的经典例子。在此全球疫情的大流行时，瑞典人拒绝禁足及封城，又不愿强制戴口罩的别树一格抗疫方式，亦为不同立场者所激赞或激弹。

战后走出第三条路

不少人嘲笑瑞典政府“佛系抗疫”，又批评其无为而治令瑞典疫情之初的死亡率比北欧邻国为高。然而于瑞典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全权领导下，瑞典政府一直有向民众教育及汇报疫情的最新资讯，亦呼吁国民保持社交距离，只不过大部份措施皆为自愿性质，亦未有如其他国家般以德拉古式的严刑峻法限制国民的人身自由。此跟瑞典文化中的自律及从众主义，国民服膺于社会内不成文的规章制度不无关系。

纵使文化及思想上长期处于德国的势力范围，瑞典于两次大战中保持中立使其幸免于与英美为敌及战败，亦令其避过了纳粹主义及共产主义一劫，战后建立出一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外的第三条路。于数十年社会民主主义滋养下，瑞典成为和平、富裕、民主、开放的文明象征。不过瑞典人追求完全平等的执迷，亦一直受到传统主义者的挑战，其既生产出气候少女通贝里（Greta Thunberg）此类社运标志，同时间其右翼反移民的瑞典民主党却在大选中屡有进账。

通贝里所代表的是往后数代所面对极端气候频繁、冰川融化、水位上升的末世地球想像，而右翼亦是代表着耶教文明被冲淡、自由社会将被伊斯兰化并实行沙里亚教法的西方末世想像。而不论两者何者属实，瑞典传统中的自律及从众主义，亦使其一直不懈的推动其所认为的责任。而此亦见于疫情爆发以来政府的抗疫政策，瑞典虽然是数一数二的个人主义国家，然而其文化中的从众责任，亦令其毋须强制向国民施加任何严刑峻法。

瑞典社会互相信任

于长年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下，瑞典社会早已建立一套信任系统，少有纳税者担心社会福制遭人滥用，而政府投放大量资源提供的公共服务，亦一视同仁供给予所有国民。在此基础上，瑞典人拥有首屈一指的教育水平，其劳工保障及安全网亦令之免受其他西方国家般的巨大经济冲撃。政府亦相信科学及专业，由泰格内尔等专家全盘接手，而且仍继续广开言路，如享负盛名的卡罗琳医学院多名科学家便联署狠批泰格内尔抗疫手法，各方于阳光之下公开自由辩论。

世界各国的不同抗疫政策难言何者较优，但当泰格内尔提出封城禁足导致的经济下行，皆对国民的健康有长期风险后，各国面对新一波疫情来袭，亦未有如当初般贸然采取严厉的禁足封城措施。要知道疫情不断反复，要不停施加强制令不利经济复苏的步伐、限制人身自由亦非长久办法。或许利用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上的信任系统及从众主义，能更于人道及抗疫间取得平衡。当人们在争论未来属于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时，我们在瑞典模式身上又会否得到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