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美社会开始认真探讨中国经济之道

英国政经杂志《经济学人》上周以中国的新经济模式为封面故事，当中一篇文章更以〈习近平正在重塑国家资本主义。不要小看它〉为题，指出美国以至西方政府中最极端的鹰派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只是“纸老虎”，只要发动贸易战或是对其极限施压，便很容易崩塌。这种假设主导了特朗普政府近年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但时间却证明这种假设的逻辑“很简单，但却错误”（simple, but wrong）。

文章指出，西方过去轻视中国的经济实力，充斥中国崩溃论、造假论等，但中国却在关键时间把握发展机会，尤其习近平在2012年掌权后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重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令中国的经济更自主，更创造出了“习经济”（Xinomics）一词作为形容。文章呼吁西方社会应放下对中国“不堪一击”的想像，务实地寻找合作的空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围堵，虽然也创造了一个机会验证西方对中国经济的众多假设，美国的百般无赖也可算是对中国经济的“试金石”，但目前为止的发展显示中国经济的韧性远比美国鹰派所宣称的要强。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但耐人寻味的是，当我们想更了解中国经济模式的时候，却发现西方对其成功的原因众说纷纭。中国自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西方主导的经济理论显然是非常陌生。西方自由派及对华鹰派常称之为“社会主义”，或者更极端地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种称呼显然无法解释当下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资本主义元素的现实。而比较理性与学术的西方讨论，则经常用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词。

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在19世纪末德国提出，意指由国家主导，通过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方式运作经济。这在19至20世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模式，很多后发展国家由于私人资本家的领域不够成熟，为了追上先进地区的工业化而由国家通过资源控制和特许等方式帮助企业发展。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都是其中较突出的例子。中国当下的情况无疑与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当共通的地方，但却不完全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过去并没有很成功，像战前德国、日本、以至于被认为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等国家都无法长久。《经济学人》的文章留意到这些不同，认为习近平正重构“国家资本主义”，令国家主导下的经济体仍能顾及经济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环境。

习近平：公有制主体不能动摇

不过，《经济学人》的分析只包括了部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运作方式仍然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派所讲的资本主义充其量的差别就在于一个由“国家主导”，另一个由“市场主导”。然而中国经济运作的方式并非只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而已，实际上复杂得多。

中国的经济长期与自由经济接轨，必然要适应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同时中国的执政者刻意防止完全依据资本主义的概念去运作经济。中国的经济决策并非由市场和利润所完全主导，而是由国家层面分析什么对“中国最为有利”所主导。举例说，一条铁路是否应该兴建，不管是“国家资本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最大的因素是看完成铁路所预计的经济收益与投入是否合理。然而，在中国的决策环境中，是否兴建这条铁路还包括很多因素。当中有包括国家未来的发展计划，例如中国在中西部所兴建的大量铁路，在兴建的时候是欠缺经济回报的合理性，但却是国家开放“一带一路”，重掌“陆权”的重大战略之一环。另外，也可能包括了扶贫的目的。在单纯资本主义下，利润会集中，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中国政府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所以在考虑诸同兴建铁路项目等问题时，考虑的并不单纯是该路段能否有回报，而是考虑到为了帮助偏远地区改善交通不便这个发展经济最大的阻碍，从而帮当地的民众脱贫。

中国的经济是由国有经济所主导，通过理解资本运作的原则，再以行政决策决定发展方针。经济运作不能离开市场与资本等基本原则，但同时，亦不代表理解这些经济原则就相当于完全依从这些原则发展经济。最近，中国官媒之一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在2015年十八届政治局的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当中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正好显示了中国经济以国家主导的经济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相较起资本主义而言，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讲求经济上的治理，即国家决策如何能证明比市场原则更优胜。而这又是另一个关键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