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最好出路”

街头示威的人数少了，悠闲消费的活动多了，朋友间不像去年般三句不离政治。但低沉的气氛还是挥之不去，郁闷的情绪隐约弥漫在空气之间。就像2014年的占领运动，清场时留下的“我们会回来”没有成为精神支柱，社会运动陷入一轮沉寂。

沉寂源于失意，失意在于理想未能化成现实。79日的占领没有带来普选，传统民主派因为不够激进而被厌弃，“勇武抗争”、“独立建国”等主张响亮一时。来到反修例运动后期，“缺一不可”的“五大诉求”未能实现，“香港独立”更被说成是“唯一出路”。

在“港独”的大旗帜下，有的人是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而自豪，有的则以此作政治策略，更多人其实只是情绪反应下的附和，压根儿没有细想“港独”意味什么——直至“港区国安法”这盘冷水泼下来。

“一国两制”是现实选择

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说明了香港人无法凌驾中共的意愿完全作主。这么多人申请BNO甚至考虑移民，不也是知道政治现实上中央强而香港弱？但说到移民，实在谈何容易。不但要看经济能力或专业技术，更要放下亲友及一切到异乡重新开始。所以上一代人为什么是民主回归派，其实不只是因为大中华情意结，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李柱铭最近自言，“我是没有选择，接受了一国两制”，无疑是一记提醒。

香港人应该接受“一国两制”，也不只因为政治现实。在法理上，有些人声称香港人享有“民族自决权”，却刻意无视港大法律教授陈文敏早在2016年已指出，香港人不符合外部自决的资格，而应该“在承认中国作为主权国的基础上，争取更高度的自治权和民主体制”。甚至在反修例运动以来全面支持示威者的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也公开认同《中英联合声明》在国际法及政治现实上不具约束力。

其实香港人不是不知道现实，只是“港独”就像暧昧的关系，以为可以不清不楚。在激烈的社会运动中，它甚至被浪漫化了，没有人正视可行与否或后果为何，以致引人遐想。说着、说着，有些人竟真的以为这是“唯一出路”。

年轻人对香港的热诚，我们从不怀疑。那些高举“香港独立”旗帜的人，相信也是希望香港好的，只不过他们未经深思便选择了错误的方法，甚至大义凛然地以“一国两制”争取不了民主来辩解。但用相同的问题问他们，挥舞“港独”旗帜令香港离实现民主更近，抑或离目标愈来愈远？答案不言而喻。

中央与香港非博弈关系

我们当然不会低估“一国两制”的难度。由政改失败到反修例运动，也可以看见落实“一国两制”的路途充满意识冲突。但我们必须要问，“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2003年23条立法触礁，到现在中央替香港制定国安法，问题其实都在于中央和香港缺乏互信。一些香港人认为中央是要箝制和整顿香港，中央的一些官员亦认为不少香港人是“反中乱港”，令利益和方向本应一致的两者互相猜忌，甚至在明在暗角力。有些人以博弈角度分析中央与香港的关系，正是犯上这种毛病，视中央为香港的对手。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曾说“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听起来好像有点多余，但提醒了我们中央和香港本来就不是博弈关系，而应该是方向一致的利益共同体。中国需要的是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以保存特色，对其百利无害；对于香港来说，获得实力厚雄的中央支持发展，更是如虎添翼。“一国两制”本应是“最好出路”，但香港若无法与中央重建互信，以“一国两制”为大前提，推动改革与发展，前路只会更多碰撞和伤痛。

日前，有自称喇沙书院校友的市民在《苹果日报》刊登全版广告，主张“国家克己香港复礼”。国安法反对者呼吁中央“克己”不叫人意外，但连他们也承认香港有“复礼”的需要，便值得我们深思。